作者：孙关龙

第三有利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辟一系列研究领域，获取一系列崭新成果。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尤其是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论研究，包括对诸子百家自然观的研究等基本缺失，造成了一系列的曲解、误识。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孔子所说的天、帝或上帝，是宇宙最高的主宰”;孔子不但主张“自然界的事情是受上帝的命令支配的”，还认为:“人的生死、贫富、贵贱，以及成功、失败，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即以研究诸子百家的自然观为重点，开拓这一方面的研究，获取了一系列新成果。刘长林的《中国象科学观》，开拓了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的研究。相信随着以后研究的深入，国学研究肯定会在这方面贡献更多的成果。

第四，有利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创薪，有利于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道路。自然国学思路、体系、方法等与现在流行的西方科学技术的思路、体系、方法等，很不一样。自然国学具有崇尚生成论、讲究整体观和有机观、勤于观察、善于推类、重于应用等优点，西方近代科学则具有崇尚结构论、讲究局部观和分析观、勤于实验、善长逻辑、重于效益等优点。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它们的结合会进发出无限的创造性思维，前述的竺柯祯、吴文俊、屠呦呦是如此，国外创立协同学的 H.哈肯、耗散结构理论的 I.普里高津、有机建筑论的F.L 怀特等无不如此。人们常说中国原始创新不够，那是近现代，是自然国学被冥灭的年代。在自然国学发展的古代，中国人富有创新精神，其技术、工艺的发明数量不但位列世界各国之首，还超过古代世界各国技术和工艺发明之总和。事实证明，中华自然国学具有创新性思维。当代中国创新不够，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缺乏国学知识，尤是缺乏自然国学知识有关。前些年发表的《自然国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源泉》一文中即指出:自然国学能在观念上、理论上、方法上、史料上、技术基因上、灵感上等方面对当代科技创新发挥重大的启迪或实用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社会和科学高度发展，交叉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系统学科等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促使科学从简单科学时代进入到复杂科学时代，从线性科学时代进入到非线性科学时代，从分析型科学时代进入综合型科学时代。概括为一句话:从小科学进入到大科学时代。我国科技人员不能再固步自封，死守分科性体系、分析论方法，而置富具整体观、生态观、有机观的中国人自己的自然国学不顾，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吃。试想，科学已从分析型为主时代进入综合型为主时代，从分科论为主时代进入整体论为主时代，我们的科技人员如果还仅有过去在学校中学到的分析型、分科论思维(顺便说一下，科学进入综合型为主、整体论为主的时代已有数十年，我们的教育却依然停留在分析型、分科论的时代，太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不随时代前进，不注重学习综合型、整体论思维，怎么能跟上当今科学发展的步伐?怎么会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性思维?

中国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道路，也必须继承光大自然国学。众多事实已经证明，自然国学中的整体观、生成观、天人合一观、有机观、和谐观、元气说、阴阳说、中庸说、相生相克说、天地人“三才”说、道法自然说、厚德载物说、经络说、太极模型、象数论、有机建筑论、因地公、因人制宜论，以及数学机械化法、生物除虫治虫法、医学以毒攻毒法等，至今仍有价值，甚至有时比现代科学的一些学说、观点更适合当前的交叉科学时代、综合科学时代，更能解决一些非线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亦已证明中国特有的地域广阔、数量巨大、类型多样、连续性好、较为可靠、系列又长的自然史料，至今仍有价值，且是世界上他国所不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自然史料。因此，只要重视自然国学，中国完全有条件加快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也完全有条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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