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靖雪

2、墨家出身于侠

冯友兰先生提出:“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但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普通的游侠并无是非观念，换言之，直称他们为武士更为合理。普通游侠只要得到恩遇或者赏金，那就无论什么仗他们都打，他们推行的是所谓江湖道义与个人恩义，墨家徒众则不然,他们反对侵略战争,只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即“义”战。第二点,普通的游侠算是一种职业，他们固守职业道德，无所修正与发挥;可是墨子却具体阐明了这种道德,并且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此说，,墨家的社会背景中虽然有侠的成分,却它更是一个新学派。故此说也是有失偏颇的。

3、墨家不能全归于侠

陕西省秦俑博物馆田静认为，将墨家全部归类于侠是不合理的。墨侠之界不容混淆。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同时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秦之后的“侠”没有严密的组织，行为目的任意，与战国墨侠组织结构严密，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不一致，并以此判定“义侠”与墨家思想无关。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清楚游侠的个体行为与墨者集团的宗旨、行为，要看到，我们在此讨论的”侠”并非个体的历史实存侠，而是一种侠义精神，研究墨家思想与侠及“侠义”精神的关系，应该从“侠义”“精神”的发展演变去考虑。所以“侠”应该不出于或归属于墨家，但墨家的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侠义”精神，这点是确认无疑的。

虽然目前对于侠义思想和墨子思想产生的先后没有确切的考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侠义思想墨子思想之问确实是存在联系的。

三、墨家对侠义精神影响的具体表现

1、尚力尚强

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是存在对勇敢坚毅人格的追求的,比如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齐天地备万物的“大人”品格,便称得上倔强挺拔，但它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对于勇力的要求则不高，这种人格崇拜从本质上说存在一定程度上对尚武精神的摒弃,在这种价值观念熏陶下传统中国人明显拒斥匹夫之勇,而以修身养性知理识趣为高尚,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柔弱的阴性特征。

侠诞生在“争于气力”的乱世,自其出现,就与这种柔弱的阴性特征背道而驰。似乎为有意构成对峙和互补,侠义精神主张以威强立世,勇于“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比如孤身刺秦的荆轲。有的自己虽再无需舞刀弄枪,然手下厮养许多杀人不知主名的豪客,唯此之故,班固和荀悦把“意气高,作威于世”,“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作为侠的第一定义。显然,一个“武”字是这一人群区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力”与“强”首先基于一种以攻击和力量的雄性特征。这种雄性特征其实是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类人所原本就有的。在社会动荡,礼仪制度分崩瓦解的时代,必然会争于气力，以武力解决争端。而这种崇尚攻击和力量的雄性特征就会受到鼓励。

墨子十分尚力尚强，他有一段关于人兽之辨的议论:“今人固与禽兽、麇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不生。”,说的就是勇力的重要性。他将“力”置于“命”的对立面,认为只有尚力尚强才能求得生存,才是求取发展的唯一途径，这与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墨家在争于气力的同时，还希望“有力者疾以助人”，这是兼爱的要求，同时也是后来侠士”替天行道”中的“道义”所在。面对战火不断的乱世，墨家徒众在履践理想时所表现的并不是儒家的”以文乱法”，而是侠士风范的“以武犯禁”。在面对以掠夺攻伐为目的的侵略战争时，墨家提倡用武装进行自卫反击，如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墨子疾行十天赶往楚国国都，击败公输般九种攻城机变，迫使楚王收回成命。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除墨家坚定地站在弱者一方之外，并无别家，而这种守义济弱，赖力争强，以战止战的的作风，可以说是侠义精神的精髓之所在。

2、勤生薄死

侠推尚武力、张大攻击性力量的同时,还高扬以力自任、不吝生死的追求,他们的勇敢强悍背后还有临危不惧,敢于赴汤蹈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强意志。

墨家精神在侠人格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还基于墨家徒众在履践理想时所表现出的果决与彻底。墨子自己就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侠义典范,所谓“墨子无暖席”。楚惠王四十五年,墨子击败公输般九种攻城的机变,最终止楚攻宋。他这种解困济弱,甘冒危险的作法,显然透着英雄侠义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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