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 韩鹏
对于黄河文化的源头问题,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天河、天汉、天水,是黄河文化的最早源头;也是河图洛书、河文化的肇始之位。
天地合一所对应的天地之中,便是河图的五、十理数位之位。北天,对应十二地支子位;南地,对应十二地支午位。子午的连接线,既是天地的中轴线,又是天之中太极星(也是北斗星)对应地之中昆仑山(也说泰一山)之位。
所以,河图与洛书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是天地合一于天地之中,北极星与昆仑山,天与地之间对应的关系问题。
尽管“黄河”一词产生于西汉武帝之后,担当不起“黄”与“河”文化内涵的历史厚重。但黄河的“黄”“河”文化,却产生于上古时期河图洛书和五行等历法文化,其历史传承却十分悠久。
在上古时期的河图洛书和太极历法文化中,“黄”代表着五行“土”、五方“中央”、理数“五”、五色“黄色”,是地之中之位的标志;“河”则产生于河图洛书文化中河汉、天河、星河,是天之中之位的标志。
而“黄、河”二字的合义,从上古历法文化的内含来讲,应当是指上古时期的土河、黄水、中央河,中国河,昆仑山黄色河、天地之中河、四象四方四渎的中枢(央)之水。
显然,上古时期的河图洛书和五行等历法文化产生的历史,要比人文黄河文化的历史早的多。因此,说上古时期的“河图”之“河”,是指西汉之后出现的人文“黄河”,显然低估了“河图”作为华夏文明发源的历史,也高估了西汉人文“黄河”产生的历史。
这表明,将“河图”之“河”与人文“黄河”两种认识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华夏民族创世文化与河图洛书文化发源、发展客观实际的。
有人试图以黄河产生约10—1万年前的历史,来表明: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但是,须知:人文历史产生之前的先天、无极时期,没有人创造文字、没有河、没有黄河文化之说。人文历史产生之初的后天、太极时期,也没有能力认识到黄河上中下游的存在,更没有人文黄河文化的产生。当时,华夏民族所能够感知到的,只有与人文天地开辟之时,与人文天地相对应的天河、星河、天水,以及伏羲肇始太极(混沦)、昆仑、河图洛书、中土、黄水。
因此说,河图洛书文化与太极、昆仑、天地之中等上古历法文化不可分离,也不能孤立的发掘研究。而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也只能是天河、星河、天水与昆仑山水、中央河、中国河,也就是四象四方四渎的中枢之水。只有此河、此水,才是孕育华夏民族以及文字、文化、文明的母亲河。
古人认为,河图出自天球的东序。天球,当指天圆的天之中,对应地方的地之中。东序,也就是河图的东方、青龙、春季方位,八卦的震位。也对应西周时期西河下游的东土之地。
河图的中央,为天地之中;河图的东方,为四象四方四季的青龙宿、东方、春季。青龙宿第四星称作房星,便是伏羲肇始和教化天下的龙马负图、即龙图龟书、河图洛书之位。
故春秋时期孔子所传《孝经》记载:“房为龙马。”唐代宰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认为:“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西汉戴得《大戴礼》记载:“明堂者,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可见,明堂就是伏羲在东方肇始和传播龙马负图,河图洛书、九宫图九数九宫之位,也是布政天下、教化华夏先民,最早开创华夏文明之位。
伏羲生于八卦的震(雷)卦、八方的东北方、八节的立春、八风的条风(鸣条)方位,与河图洛书的东北方位,即上古史典记载“灉沮会同”的“雷(震)泽”,伏羲肇始八卦的荥河,均在黄河下游流域。濮阳西水坡贝壳“龙虎(阴阳)图”,淮阳伏羲太皓陵,西华、睢县女娲庙,以及四渎流域的伏羲女娲文化,均是伏羲河图洛书文化在黄河下游传承的重要佐证。
研究华夏文明发源、研究黄河文化,必须紧密结合中国最早肇始天象地形、历史文化的客观实际,不背离华夏民族创世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基因。不然,就无法找到华夏民族及其文字、文化、文明的源头,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可能事与愿违,华夏文明探源结论就可能背离华夏民族创造的根本、固有、初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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