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军
墨家坚持以大义引导任侠精神，从而对中国几千年的任侠文化起了主导作用，这种任侠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代士人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使得他们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中挣脱出来，达到一种新的精神自由，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超越。因为儒家是讲究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而任侠精神则是对这一正统秩序的破坏。受墨家任侠精神影响最典型的当属汉代的司马迁。尽管司马迁表面上并不重视墨子–这当与汉代独尊儒术的大环境有关，在《史记》中也没有单独为墨子作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墨子有寥寥 24 个字的介绍而已，但从《史记》中对有关人物的描写和评价，特别是司马迁单独大书特书《游侠列传》的开首，司马迁对墨家的任侠精神是认可和赞扬的，他在《游侠列传》的天就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其实，这样的评价，移之于墨家也是完全恰当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蒲松龄的形象是一文弱书生。清人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称其是“恂恂然长者”，即温和善良一谦谦君子。但蒲松龄的思想意识和性情品格也是复杂和多侧面的，像侠义精神就是其人格精神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蒲松龄从年轻时就对侠文化充满兴趣。他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中说:“余少时，最爱读《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他非常喜欢读《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可见他对“侠义”主题的热衷。当然，其家世中也不乏侠义精神的基因，如其高祖蒲世广就颇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性格，据说他曾用掷钱的绝技赌赢一个和尚，为族人挽回了损失。相信这对蒲松龄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蒲松龄本身和墨子一样，同情弱者，急公好义。他曾多次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完全是出于一腔正义之情而为民请命，一不怕得罪朋友，二不怕得罪权贵，表现了一个正义知识分子的磊落侠气。其最典型的义举就是以布衣之身，敢于为民请命，抗颜犯上，和淄川官吏康利贞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淄川漕粮经承康利贞妄造杂费名目，勒索乡民，粮价由原来的已经很高的每石一两六钱增加至每石二两一钱，遂引起全淄川纳粮户的强烈不满。时蒲松龄已是七十岁高龄，虽是一介书生，无职无权，他仍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与康利贞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斗争。
蒲松龄先是向县里送上《恳减米价呈》，没有效果后，又会同几位秀才向康利贞当面质问，康利贞以言语支吾搪塞，声称事不在己。蒲松龄一气之下撰写了《请明米价呈具布政司》呈文，向做馆的老东家毕家借了车马，亲自去济南布政司告状。康利贞闻讯害怕，携带所征银两跑到德州躲藏不归。
次年春，蒲松龄又先后向兼属淄川的利津县知县俞文瀚(时淄川知县韩遇春病逝)和新任知县吴堂连写数信，请求主持正义:减免漕粮，并革除康利贞:
惟去年念荒米贵，费至一两六钱，此即从来最多之极数。今经承康利贞忽派至二两有余。窃思漕粮如故，何忽暴贵至此?……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役无底之贪囊，何时填满?生与某年某月，曾与利贞对众面质，逐款指其杂费之妄，伊亦遁辞智穷。……生性古拙，不善刁讼。是非真假，敢与当堂对质。……恳祈老父师出盖世之聪明，造福于淄，无以摄篆之民视为膜外。略一留神，真伪自辨。如使漕累全除，固世世留甘棠之爱;若得弊端稍去，亦人人感慈母之仁。–《又投俞县公呈》
为恳遵宪典，永革蠹役事:窃照漕粮经承康利贞，乃淄之积蠹也。……蒙老父师神明烛奸，知其利害营谋，非奉公守法之人，革去经承，为淄除害，生等不胜欣幸。……呈祈老父母剪恶除根，永行褫革。庶淄民之膏血免归蠹役之囊橐，万姓欢呼，感戴宏慈矣。–《求革蠹漕康利贞，呈投吴县公》
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在蒲松龄矢志不渝的斗争下(仅为此撰写的呈文就有近十篇之多)，康利贞终于于康熙四十九年四月被罢免。一介平民蒲松龄几乎凭一己之力为民除害，扳倒了害民的大官僚。其侠义之举，其英风豪气，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虽不能和千里迢迢止楚攻宋的孤胆英雄墨子的盖世壮举相提并论，但从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又何其相似乃尔!
蒲松龄曾评价自己说:“弟素不达时务，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其子蒲箬也说:“惟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不以为迕，盖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均道出了蒲松龄天性中正直侠义的一面。
而在其精心结撰的巨著《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的侠义精神也就得到很鲜明的体现。尽管《聊斋志异》并非单纯表现侠义内容的小说集，但他仍然以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和渲染了侠义精神，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侠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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