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军

墨子的一生都在为扶危济困、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而辛劳奔走，蒲松龄虽然像墨子止楚攻宋那样可以大书特书的英雄壮举，但他同样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来救世济民。从这个意义说，蒲松龄绝非独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书生，页和墨子一样，是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事的令人钦佩的实干家。

蒲松龄是热心肠的人，村子里修桥补路、乃至婚丧嫁娶大小事情，他都非常关心;建庙修殿等各种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他的文集中收了大量的募修序文。

蒲松龄的眼睛关注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心急如焚的他用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着严酷的灾情、流离失所甚至买儿卖女的难民，让我们自然想到杜子美的《三吏》、《三别》:

大旱已经年，田无寸草青。大风折枯蓬，垅头黄埃生。五月行复尽，宁犹望西成?壮者尽逃亡，老者尚咿嘤。大村烟火稀，小村绝鸡鸣。流民满道路，荷簏成抱婴。腹枵菜色黯，风来吹欲倾。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骖惊。我行至旧村，邻半为逃氓。官慈盗日多，日落少人行。父老对歔欷，愁早心煎烹。尤恐天雨降，晚田无人耕。–《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

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可怜翁爆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 《饿人》

他用犀利的语言揭露、抨击不关心人民死活甚至谎报民情的当权者:

于今盛夏旱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到处十室九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午中饭》

有道天王自圣明，南漕百万济苍生。大人已报当年安富，五月横尸满郡城。—《历下》

蒲松龄除用手中笔做了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他还为乡亲们仗义执言，做了许多为绝大多数读书人做不来的正义之举，像上面提到的蒲松龄为漕粮加价事而与贪官康利贞作斗争之事即是一侧，民以食为天，粮价高低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从民众利益和后代子孙利益着想，唯恐潜粮加价，永成定例，贻害无穷，所以不惜得罪权贵，坚持斗争，寸步不让，的确让人感动。下面的另一例子也同样让人感佩不已。

康熙二十三年，蒲松龄看到年轻时曾给其做过幕僚的老上级孙蕙官越做越大，其族人亲戚、仆人在乡有里飞扬跋扈，仗势欺人，他出于一腔义愤，不顾得罪老朋友、老上级，撰《上孙给谏书》。他在信中慷慨陈词，向孙蕙提出身为乡绅者应当注意的几件事情，即要“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等，到了信的最后，蒲松龄语气也毫不客气:

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其事所不敢言，非实有其人所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

收到信后的孙蕙也的确“严发禁示，以戒族人”，但蒲松龄与孙蕙的多年友谊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甚至说绝交也可以，因为孙蕙最终没有给蒲松龄回信，两年后孙蕙病逝于家中，蒲松龄也未前往吊唁，甚至连挽诗也未作一首。刚直而颇具侠义之心的蒲松龄，为了乡里百姓，不惜冒着和老朋友绝交的危险，仗义执言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此事在当时管广为传颂，特此也赢得了淄川乡民的敬重。

中年以后的蒲松龄，更是不遗余力地造福当地百姓。他有感于乡民们文化知识匮乏，写下了众多的杂著，努力向农民普及各种文化知识。诸如《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农桑经》、《秦经》、《药举》等等。凡乡民们需要的如种桑种地、医病取药，还是婚姻嫁娶，看气观测，他都有著述，比如针对乡亲们缺针少药的现实情况，他专门写了《药祟书》，他在《(药崇书》序》中说:”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联《本草纲木》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

蒲松龄还面向普通民众，利用淄川一代流行的民间曲牌和方言土语，为平民百姓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的俚曲，诸如《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等等。据盛伟先生编《蒲松龄全集》载，就有十五部之多，字数近百万字，几近蒲松龄全部著述的二分之一。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曾由衷地赞道：“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街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使其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

像《日用俗字》、《农桑经》这样面向下里巴人的杂著，特别是像俚曲这样的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艺作品，试问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又有哪一位文学家能像蒲松龄这样孜孜吃地笔耕不辘而达百万字之巨呢?恐怕很难找到。白天要辛苦教书以养家糊口的蒲松龄，大概只能在晚间的小油灯下来日复一日地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吧?这又该需要多大的毅力，这和“摩顶放踵”的墨子老先生不是很有几分相似吗?

蒲松龄在关心下层民众并为下层民众做实事方面，可能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文人都赶不上的。先生在《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一书中，直接称其为“人民艺术家蒲松龄”，这应当是不过分的。

墨子一向被称为伟大的平民圣人，其实蒲松龄也被称为“圣人”。周扬同志五十年代来山东考察时说过，山东是“前有孔夫子,后有蒲松龄”，而据涌泉山人2017年3月17日博客文章《毛主席称蒲松龄是圣人》)一文介绍，1969 年9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乘专列南巡后到达济南，召见当时山东省主要负责人、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等，在汇报工作的问隙，毛主席曾同禹王效禹聊起山东共有几位圣人的话题，毛主席说，你们山东还有一位圣人，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蒲松龄是真正的圣人。和“至圣先师”孔圣人相比，蒲松龄则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平民圣人，草根圣人，这一点和墨子又是多么的相像啊！

结语

作为一代宗师，墨子开创的墨家学原是与儒学并列的一代显学，时有“非儒即墨”之说，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显赫一时的墨家学派，至秦汉骤衰，一蹶不振，终至湮灭，遂成绝学，令人扼腕叹息。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墨子对后世的影响却没有随着墨家学派的湮灭而消失。邢兆良先生在《墨子评传》一书中说得好:“墨家作为一个学派是湮灭了，但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之中，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庄子在《养生主》中有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照明的烛薪终究会燃尽，但火种却会流传下来，永远不会熄灭。尽管由于儒墨对立的大环境，后代的文人墨客或曰“儒生”们都有意无意地疏远墨子和墨家(当然也有个别的如唐朝的韩愈曾提出“孔墨相用”较为客观持平的观点，但毕章是凤毛麟角)，但正像上面邢兆良先生所讲的那样，墨子和墨家的思想却像火种一样，仍实实在在地在不同程度上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着后世的知识分子们。蒲松龄自然也不例外，我们没有找到蒲松龄正面评价墨子的文字，甚至他连墨子的名都很少提及过，但正如本文所粗浅之论述，作为同是活跃在齐鲁大地上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在蒲松龄的身上，我们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墨子对其潜移默化之影响的，二人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许多行为上也是相似的。而这，也的确是令我们欣慰不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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