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涵

《墨经》“故、理、类”这三个基本的逻辑学概念对我们了解古代的逻辑学有重要作用。一个论题成立要有充分的条件或依据，推论的过程要符合一般规律，并且依据同类可推的原则来进行，墨家“三物”（故、理、类)论格式可以说是归纳、演绎、类比的综合。胡适对《墨经》的三物推理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作为前提的“故”与结论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法”(理)是一事物已知的、为了推论而明确表达的“故”，亦即推论主项所属的“类”，并认为找出事物的故、法、类是归纳法的任务。

“除“故、理、类”外，《墨经》还有大量的逻辑范畴，如名、辞、说、辩等，形成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创造了一个“范畴的王国”。理论思维达到相当深度。《墨经》逻辑可以说是中国逻辑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因明逻辑的独特的逻辑风格。

二:两种思维方式的交战

在古代中国，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两条线并行发展的，我们需要明确象思维的存在，同时也不能否定抽象思维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国不仅有高度发展的象思维，抽象思维也在春秋张国时期发展到顶峰，并且其逻辑思维能力毫不逊色于西方逻辑，这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思维发展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维护整体，后者是破坏整体，双方具有互斥性，均以排斥对方存在的必要条件为自身的前提，所以两者在相遇时不可避免会发生交战。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两次大的交战，这两次交战都发生在国家社会面临巨变的时刻，传统的制度正在瓦解。在社会变革带来的动荡中，思维无疑是最活跃的。

第一次交战是在先秦时期，突出表现在儒墨间的对抗。第二次交战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和认知方式的传入，以及由国家巨变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传统的象思维受到很大挑战，西方的逻辑思维获得长足发展。

1、先秦时期:第一次交战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为世之显学。《孟子·媵文公下》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墨子学说在当时的显赫状况。在当时亟需变革的社会中，墨子提出他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主张是墨家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纲领，也是墨家学说能够显赫一时的原因。墨子死后，墨家内部发生分裂，后期墨家在与名家辩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十分成熟的《墨经》逻辑系统。

在战国中晚期形成的名辨思潮中，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无疑在逻辑学领域做出自己独特贡献。名辩思潮盛行的一个背景是百家争鸣下的学派之争，尤其是在战国中晚期，各家各派的论战愈演愈烈。这就需要重视辩论的技巧和方法，在完善辩论术的过程中，直接促使了名辩逻辑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到，后期墨家承接墨子开创的思想路向，全面探讨了逻辑的规则、方法、程序和作用，建立起的逻辑系统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但是，知识论特别是逻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造成了价值信仰的消退。在逻辑学客观化、形式化的过程中，人的认知追求必定会离开价值信仰，逐渐蜕变为一种工具化的理性。这种思想路向的演变，并不适应古代中国的现状。所以秦汉以后，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就已经彻底中断了。

而传统的象思维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不断丰富发展，并且具备逻辑思维所不拥有的价值信仰。象思维所揭示的本质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其将宇宙万物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最高本体，它无限运动，囊括一切，由此便可能实现《易传》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法更能契合。所以，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在武帝时期的胜利，也可以说是象思维的胜利。

第一次交战的结果导致了《墨经》逻辑在秦汉以后的长期衰落。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没能产生自然科学技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墨家学派在这次交战中失败了。抽象逻辑思维建立在天人相分、主客对立基础之上，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历来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象思维是最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所以在汉以后的千年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始终自觉地以象思维为主，科学思维一直得不到发展。因此杨振宁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2、近代以来:第二次交战

第一次交战的结果的是墨家思想失败，曾经墨家的显学地位不复存在，以致于在以后的一千多多年间鲜少有人研究墨子。只有西晋鲁胜，再就是到清代的孙诒让，对墨子的研究也是断断续续。直到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传入，墨家思想才渐渐重新开始被关注。

从明末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逻辑传入我国，一些学者逐渐开始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明末李之藻翻译西方逻辑讲义《名理探》，近代以来严复翻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开始系统介绍西方逻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