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云瑞，王春惠

先周、次商、后夏，逐次论说。最后，墨子将三代之《书》作综合论述，结合以证“鬼神之有”，即: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明鬼下》)

“尚者”，旧本作“尚书”。王念孙云:“《尚书》《夏书》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此涉上下文’书’字而误。”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尚书”与《书》各有所指，“尚书”是指“上古之书”，在此处专指《夏书》，不可能“尚书”与《书》并称同指六经意义中的《尚书》。

7、《非乐》

儒家以“诗书礼乐”作为教化百姓、施行仁政的重要手段，而墨子却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这与儒家学说是针锋相对的。墨子认为，音乐舞蹈等娱乐活动对社会无益，不能解决饥寒、战争、欺诈等社会问题。墨子言政事善于以上古三代之事作为理论依据，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不以乐舞为要，而若沉湎于康乐，则上天将降下惩罚。墨子引《书》以证其事:

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非乐上》)

《汤之官刑》，孙诒让引诸多文献进行解释，墨子所言《汤之官刑》，可能为商汤时代制定的刑律，或称《汤刑》。其中“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句与今本《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相似，二者之间应有一定联系。

惠栋认为此《武观》所载之事与《五子之歌》相似，案《五子之歌》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3《五子之歌》主要表达了昆弟五人对太康不重德行、沉湎游乐而失去帝指责与怨恨之情。《武观》所记夏启之子荒淫享乐、沉湎于酒等事，与《五子之歌》有相合之处，故《武观》可能是战国时流传的《尚书》篇目。

三、《墨子》引《书》研究

对于《墨子》引《书》的问题探究，前代学者多从《墨子》一书援引《尚书》的篇章、引用方式面着手，且已经取得较为成熟的成果，本文不再在此领域探究，而是着重于《墨子》与《尚书》在流传版本、传承思想等方面的探讨。

(一)《墨子》引《书》版本问题

《墨子》书中有关《尚书》文句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梅赜所献《尚书》等存在不少差异，由此引发《墨子》所援引《尚书》是何版本的问题。兹先举罗根泽《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为例说明，其云:

统上二十六则，非不见于今古文《尚书》，即与今古文《尚书》大异。与今古文《尚书》虽字句有异同，而大体无殊者止有三则，而此三则又止在《吕刑》一篇。故概括言之，即谓《墨子》所引《书》与今古文《尚书》全殊，亦无不可也。古人引书，不沾沾于旧文，故字句每有改窜，然悬殊至此，则不能一委于引者所改窜也。

罗氏概括《墨子》引《书》共计二十六则，然此二十六则几乎与今古文《尚书》全异，虽然古人有引书易文之习惯，但于此不能认为是古人引书窜改字句所致，罗氏亦未曾说明原因。

刘起釪在《<尚书>源流及传本考》一书中，针对《墨子》引《书》的具体例子就彼此分歧的原因予以考辨，云:

先秦诸子所引用书篇，彼此分歧也很大,……根据俞樾说因为墨子学派分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所以《墨子》每篇皆分为上、中、下。那么这就是三家所传的本子的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所引的《太誓》更有出入了。这是由于各家彼此按着竹简传抄，既容易有错简、脱简,传抄中又易有错字、脱字、增字及误写等等，于是就自然造成很多分歧。

按照刘起釪引俞樾的说法，墨子之后，墨学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家，而三家传本各有不同。同时，刘起釪指出各家在传抄过程中由于错写、脱字等原因造成的文字分歧。

郑杰文教授认为“墨家所传先王之《书》，自有独自的选本系统。先王之《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记载先王言论兼及少量行事的上古典籍，孔子及其弟子曾予整理，成为战国时流传最广的选本;同时，也有此种选本之外的本子或散篇在流传。墨家所传先王之《书》，便是儒家选本之外的墨家选编本。

该观点在于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尚书》尚未形成定本，即便是孔子及其弟子整理过《尚书》之后，社会上仍然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墨子》中的《书》篇文本与后世的《尚书》版本均有不同之处，其根本就在于从王官之学转移到诸子之学的过程中，《书》学授受源流发生变化，墨家传的先王之《书》有自己的选编版本，而这又是独立于儒家之外的《书》学系统，故两家的《书》篇文不尽相同，这为阐释战国墨学文献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展现了战国《书》学流传的多样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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