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红莉
(三)墨家的济世情怀
墨子《兼爱》的上中下三篇除了“爱”的范围不断扩大之外，对“爱”本身也有日趋深入的哲学反省。道德意义的爱愈来愈被强调。《兼爱》上篇基于“去天下之乱而达到天下之治”的现实关照，强调“兼相爱”，即爱的相互型，强调子爱父的同时父亦要爱子，兄爱弟的同时弟亦要爱兄，这与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仁爱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只有双向的互爱，天下互攻互亏的混乱局面才可得到遏制，问题才可得到解决。
在明确“兼相爱”就能够解决“天下之乱”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爱”如何才能得以体现和实现呢?《兼爱》中篇言:“凡天下祸篡怨恨之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已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中篇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认为利人即是爱人，互利即是互爱，这样就明确了爱的可操作性，使“爱”不仅具有情感意义，更具有了行为意义。“兼爱交利”表达了墨家对团结友爱、互惠互利的生活世界的向往与追求。但这里仍是强调互爱互利的关系。
《兼爱》下篇没有再出现“相”这一概念，而提出了“别”概念的提出，以及独立地使用“兼”一概念。有学者把《兼爱》下篇主旨概括为“兼以易别”。下篇谓:“《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曰月兼照天下而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可见下篇所要求的爱他人就如日月之照天下，不再强调双向互爱，而是强调完全单方面的爱他人，如日月之照天下并不期望得到回报。下篇的“兼”指的是“为彼由己”，即视人如己、不分你我。兼爱不仅是要爱他人，还要“兼济天下”。在此，墨家展现出了一种纯粹的爱人利人进而济世的类似宗教家的情怀。三、墨子“兼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人民愿与世界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早在2012年党的十大报告就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专章阐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共同体”的课题。墨子“兼爱”思想蕴含的和平追求、和谐理念和济世情怀对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要和平不要战争，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非攻》中篇用了八个“不可胜数”揭示了对战争带来的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痛心疾首。曰:“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下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名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当今时代，战争的破坏性和危害性更是远胜于二于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发明，整个人类今天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一旦大规模使用这些武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墨子的“兼爱非攻”，追求和平的思想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以强凌弱”、“奉行防御的国防政策”、“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党中央立足时代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反应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国与国之间要开展对话、合作而不是对抗，实现双赢、共赢而不是单赢。《兼爱》中篇言:“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兼爱》中篇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认为人们应该视人如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在其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
(三)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引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兼爱》中篇回应了当时“天下之士君子”对“兼爱”可行性的质疑。天下之士君子认为兼爱固然很好，但是“天下之难物于故也”、“不可行之物也”，是一件很难实施的事情。墨子认为即使是很难办到的事情，“若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如果君主倡导，则士众就能够做到。至于兼爱交利，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何难之有”?因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而且《兼爱》中篇还给出了具体事例来回应“兼爱”难以实施的质疑，认为古代圣王如大禹、周文王、周武王都曾做到“兼爱”，文中曰:“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我们应该以古代圣王的精神来实施兼爱。
《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由此可见，儒墨之间的分歧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起码在“兼善天下”这一点上，儒墨实则心灵契合，虽手段有异，而目的相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可以说，墨子的“兼爱”思想在二千多年后的今日中国得到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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