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 韩鹏
说起华夏民族的“道法自然”“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很多专家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大家不过说说而已，并无必要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太当回事。
其实，这种认识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甚至等于否定了华夏先民创世理论与实践及其统一性，使中华文明探源抛开了华夏先民创世思想方法的指导。很可能导致中华文明探源，无法体现华夏先民创世的客观实际，也很难步入中华文明探源的正确轨道。
下面仅以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西周、战国时期，开封历史地理、人文名称与天象星辰之间的关系问题，用以阐发华夏先民创造“天人合一”等历法文化具有的重要作用。
今日的开封，战国时期为魏国国都“大梁”。按照华夏先民“天人合一”彼此对应的思想方法，开封“大梁”之地，对应四象白虎宿胃、昴、毕三星，合称“大梁星”座。其时空定位的历法依据，来源于伏羲创造的四象五行、二十八星宿等文化。
西周灭商朝后，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及后裔，都是以天文学四象中二十八星宿的“毕”宿得毕魏姓名、或魏国大梁地名的。从而，形成了西周毕公高及封地“毕”，对应天象“大梁”星座，在黄河下游魏都“大梁”的混一历史文化。
依据古代“象天法地”的创世思想方法，大梁星座恰对应四象西方白虎宿的胃、昴、毕三星，在十二地支中对应西方“酉”位。
西周成王时期，黄河下游一带发生了“三监之乱”，毕公高也失去了大梁、毕地。周公平乱之后，大梁、毕地被周成王封给了弟弟唐叔虞，毕地、大梁被改为“唐”；唐叔虞之子燮即位后，又将“唐”改为“晋”，成为西周晋国的开始，并在开封留下了晋墟、晋丘（今开封黑岗口）的人文遗址。
据魏国大梁所撰《竹书纪年·殷商成汤》记载：“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风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楳。与其妹浴于元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堕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元丘之水”之水，便是“晋丘之水”。故明代河南布政司李贤《一统志·卷二十六》记载：“晋丘在祥符县界内，一名清丘又名玄池。昔简狄浴于晋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遂生契”。祥符县“晋丘之水”，便是浚仪县“青丘玄池”，今在开封黑岗口黑池，都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大梁之地。
毕公高后裔毕万，有功于晋国，被封在晋国魏地，后裔始以“魏”为姓。春秋末期“三家分晋”后，魏斯迁都于先祖毕公高的“毕地”建都“大梁”，与晋国旧墟“晋丘”相距约十余里，魏国大梁，是“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的中土、中正之地。
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记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为姬）姓。周武王之伐（商）纣，而高封于毕地，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又记载：晋“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毕万受封的“魏地”，实指毕公高受封的“毕地”，也是魏斯后裔魏惠王迁都的“大梁”之地，均对应天象“毕星”“大梁星”座。
天象“毕星”“大梁星”，也对应开封陈留的“留”地。明代藏书家郎瑛《七修类稿》解释：“大梁，一名西陆，皆以属西方之故；别名旄头，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记》索隐曰：留，昴也。毕星。”这说明，天象“大梁”“毕星”与“留”星同指四象白虎宿胃、昴、毕三星之位，“毕地”“大梁”也同在开封陈留古“留”邑之地。
“毕”星对应的魏国“大梁”之地，正是尧舜二帝建都的九州中州“冀州”，而不是指中华文明探源选择的黄河中游、山西南部的尧舜帝都之地。对此，唐代宰相房玄龄《晋书·天文志》认为：“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于天文，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说明黄河下游的开封“大梁”，才是尧舜帝都，即九州中州“冀州”的发源地，而不是在中华文明探源所选择的黄河中游，即山西南部的“冀州”之地。
不仅如此，尧舜帝都“冀州”，即开封“大梁”，还是黄帝将历法中的“中土黄”“土德”，传承给舜帝之地。对此，西汉王莽“新莽嘉量”铭文指出：“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
文中“大梁”，是黄帝、虞（舜）帝共同居住的“中土黄”“中州冀州”之地，也是黄帝、舜帝“允阙执中”的“天地之中”，仍不是中华文明探源选择黄河中游，即山西南部的“冀州”之地。
因此，黄帝与舜帝，均居五行“土”之地、均立五方“中”之位，均有五德“土”“信”之德。正是周文王在《清华简·保训》中，嘱咐周武王效法黄帝、舜帝、上甲微的“求中、得中、归中、执中”之地。
文中的“戊辰”之“戊”，是指天干第五位，处于十天干的中间位置，五行是指“中央土”方位；“戊辰”之“辰”，是地支第五位，五行也为“中央土”方位。“戊辰”之位的“中央土”，便是黄帝、舜帝，即中央帝居住的太极之位，也是“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方位。
上古时期的“中土黄”“天地之中”之说，都是上古文化中的历法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伏羲创造的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就没有“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开伏羲创造的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当今中国的一切“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文化，就失去了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依据，也都不可能是“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天地之中”等“中”文化的原发地。
因此，伏羲创造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的产生地，便是古今“中土黄”“天地之中”等“中”文化和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之地。中华文明探源在地域的选择上，迟早要回归上古时期时空历法法定的“中”文化之位。
上古时期，制定历法法则是帝王天子替天行道的特权。帝王天子居住之地，便是天官上察天象、下观地形，制定日月运行、天地合一历法的天文台之地，又是帝王天子“居中”的“中土黄”“天地之中”。
而西周毕地、大梁，战国魏地、留邑，便是上古时期羲和氏制定历法的天文台之地。晋代郭璞所注《山海经》引《启筮》记载：“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南宋罗泌《路史》解释“空桑”：“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则陈留矣。”说明羲和主日月、定历法的天文台，便是在“空桑”“陈留”之地。
“陈留”，也是战国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在大梁“中天台”继承伏羲“天人合一“思想方法，撰写天文学著作《石氏星经》之地。又是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测量世界最早“子午线”及“天地之中”的浚仪岳台天文台之地。
因此，在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文化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天文历法文化内涵，不仅以历法文化赋予帝号、都名、帝王徳性等人文名称，还以上古历法法则确定其居住、建都的时空方位。
可见，如果上古历法定位问题研究不清楚，三皇五帝居住建都地问题也无法说清楚。中华文明探源，就会始终处于毫无科学、历法规律可循的盲人摸象之中。
中国乃至世界历法文化的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伏羲肇始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河图洛书文化，也是伏羲最早以河图洛书为依据创造的历法文化。所以，解决中华文明探源的当务之急，就是深入研究华夏民族的创世文化，即河图洛书、上古历法文化的问题。只有运用上古历法文化及其基本规律，才能辨别上古时期的时空方位和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地问题。
上古历法，具有缜密的系统性、规律性可循。而研究规律，正是探索科学所追求的结果。所以华夏文明探源，应该把伏羲创造河图洛书和历法法则，作为上古时期的科学文化看待，而不是一味盲目地大搞中华文明发源地争夺战。
如果大家都那么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从何而来吗？中华文明探源还有华夏民族科学的“道法自然”创世思想方法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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