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锦全
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有糟粕也有精华。宋明理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空谈心性，这些年来颇受批评。但朱熹的思想中，亦有适应新时期的道德需要的，如正己正人的道德修养和德才兼备的人格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朱熹认为为政的任务，首先要使国家社会得到安定。他肯定子产引《郑书》中的话：”安定国家，必大焉先。”有人问朱熹古今治乱的原因，他回答说：”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这里所讲原因虽然不同，都是人为的作用。但支配人的行为是思想，过去习惯称之为人心。朱熹说：”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即是说，地方政治的好坏，关键在于要感动民心，这就要做好正心工作，儒家是把正心、诚意作为个人修养的起点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作用也大不一样。皇帝在当时享有绝对的权力，所以其政治品质的好坏，思想心术的正或邪，对一个国家的治乱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朱熹首先抓住”正君心”的问题，他提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这是对儒家正己正人思想的发挥。
在封建时代，正因为君主处在国家社会的核心领导地位，所以君主的道德修养从正心到修身是治国的本源工夫，朱熹说：”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天下事自有个大根本处，每事又各自有个紧要处。””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财以养民为本，治民以择将为本。”说到底，正君心，君主的思想得到端正，才是治国最大的根本。
为什么正君心那样重要？因为只有君主心术好，并且思想通了，愿意去做，事情就好办了，朱熹说：”治道别无说，若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这如何会不治！这别无说，从古来都有见成样子，真是如此。”又说：”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这是说，君主要有恭俭好善之心，又能以身作则，天下事就大有可为，君对民的带动作用，朱熹说：”君者表也，民者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
君主从正心到以身作则固然重要，但不能只靠一人做事，必须出以公心，引用贤才以为辅助，有人提问讲到君主”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朱熹回答说：”安得如此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又说：”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这一般人。但是有圣贤之君在上，气焰大，薰蒸陶冶得别，这个自争八九分。只如时节虽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转，下面便转。”这里说明天下人才要得到用世，有圣贤之君在上，并能出以公心来求取人才，关键还是上行下效，作为君主还是身教重于言教。
朱熹强调正君心作为大根本，对今天领导者应该有所启迪。当今时代虽然不同，但作为领导者还是应该正己正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带领群众前进。
二
宋明理学后来受到批评的一个原因，在于有些后学末流空谈心性。但朱熹的学风并不是这样，他对学生陈淳，讲了很长的一段话：
圣贤说话，许多道理平铺在那里，且要阔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后自能应变。……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偏。”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
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泱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那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朱熹这番话说得很明白，他认为圣贤并非那些闲门独坐、修心养性的人。而是具有广博知识并有实践能力的多面手。他主张按照博学、审问以至笃行这套程序去做学问功夫，最后落实到行字。他说：”既得知，若不真实去做，那个道理也只悬在这里，无个安泊处。”又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由此可见他对行的重视。
由于朱熹强调要知而能行，所以虽是讲义理，但同时也重视实践的事功。他追求”内圣外王”之学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如果只注重个人明德、修身，而不推及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谓之有体而无用。即使是道德观念，也要躬行实践，而不能只说不做，流于空谈。他批评”世俗之学，所以与圣贤不同者，亦不难见。圣贤只是真个去做，说正心，直要心正；说诚意，直要意诚；修身齐家，皆非空言。今之学者说正心，但将正心吟咏一晌；说诚意，又将诚意吟咏一晌；说修身，又将圣贤许多说修身处讽诵而已。或掇拾言语，缀辑时文，如此为学，却与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又说：”专做时文的人，他说的都是圣贤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
说。廉，是题目上会说廉；义，是题目上会说义，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朱熹在道德上要人做到言行一致，不能口说空言，做纸上文章。躬行实践，是朱熹提倡道德的第一要义。
以身作则，正己正人，言行一致，不尚空谈，这本是儒家的传统，朱熹对此作进一步阐明的发挥，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当前就反腐倡廉来说，有关领导或当事人，如果不能先正己，而只是要求别人，或是只会空谈而不付之行动，就不会有多大效果。朱熹思想就此而言，我认为对于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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