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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朱熹”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史学观(一)

作者:马玉山

朱子有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这是朱子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他修史的一条重要的思想指导原则。他的《资治通鉴纲目》及《名臣言行录》,恰是这个思想指导的实践的产物。朱子对史学作过多方面的论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史学理论。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他的史学理论的研究,认为朱子的史学思想是朱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朱子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还不是十分明确。笔者认为,朱子所言”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是朱子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其核心所在,他的全部史学思想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只有深入研究这一思想的内涵,才有可能全面研究朱子的史学思想,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既是朱子衡量史学、史著的三把标尺,又是一个统一的衡量器。”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既有其独立的思想内涵,又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思想整体。为了论述上的方便,姑且将三者加以分别来讨论。

何谓”大伦理”,朱子本人没有解释说明。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根据朱子理学思想与他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推演,得出结论说:”朱子所谓’大伦理’,具有扶纲常、植名教的鲜明特点。凡是事关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的。总是尊君抑臣,严父孝子、义夫节妇,为张三纲而服务。”从而,把朱子”大伦理”的史学观说成是完全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一种政治学说,否定了它的积极意义。

朱子的”大伦理”,是不是可归结为”扶纲常,植名教”?能不能以此一言以蔽之?恐怕还得作一些分析。

首先,中国古代的伦理,有广义、狭义之分。就狭义范围来讲,它是指夫妇、父子、兄弟、君臣之间人伦关系和他们之间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即妇节于夫、子孝于父、弟敬于兄、臣忠于君之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纲常名教。广义的伦理概念,除了这些纲常名教之外还应包括名物制度、社会公共道德标准、人们应遵守的思想准则等上层建筑的一些主要内容。儒家倡导的”正名”的思想,以及处世为人、交友接物等一套道德规范,都属于广义的伦理范畴。在他们的言论中,所谓”礼崩乐坏”、”王道不兴”之类,都含有怨恨伦理颓废、道德伦丧的意思,都是就广义的伦理概念而言的。对”大伦理”的内涵的不同解释,是由对封建时代伦理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

其次,就纲常名教与名物制度、道德标准、思想准则的关系而言,也就是伦理概念的狭义与广义之间的关系而言,那自然不能推翻董仲舒的结论,其纲领和核心是”三纲五常”,名物制度、道德准则等其它伦理范畴则是它的基础和表现,是服从于纲常名教的。然而不能因此把纲常名教的伦理概念和广义的伦理概念等同起来,正像原子不等于分子、核子不等于原子一样,构成广泛意义上的伦理概念的多种范畴,既与”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有紧密的联系,又有其各自独立的涵盖,如果把广义的伦理概念与狭义的伦理概念等同起来,那只能导致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

在明确了伦理概念的狭义与广义之分,以及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分析朱子”大伦理”的思想内涵。

朱子所说的”大伦理”,首要的是纲常名教的伦理。他是封建时代的儒学家,他不去维护这些纲常名教,那倒真不可理解。他不仅极力维持,而且还从历史的发展中加以推论,为这种纲常名教提供理论依据。他对苏辙的《古史》里所言”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礼义之文”大加批驳,作了长篇论证。在他看来,父子相亲,君臣相敬,是生民之初一种自然的情感,这种情感不能自发地发展为纲常礼义,必须经过圣人的”品节”、倡导,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使得”人纲人纪,得以传之百世而无弊”,因此,”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是圣人根据人们的自然情感,不断加以品节、倡导而建立起来,又经过损益因革而加以完善的伦理规范,是传之百世而无弊的规则。修史的人就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它、论证它、提倡它,否则,先失了依据,闹得不知事体,或自相矛盾,修史又有什么意义?

朱子在强调纲常名教的同时,并不把史学的”大伦理”仅仅局限在这里,他在评论史著和教导弟子们读史的时候,多数情况不使用”人纲人纪”一类的术语,强调的是”义理”,以及”精神”。

他评论范祖禹的《唐鉴》,说:

范惇夫纯粹,精神短,虽知尊敬程子,而于讲学处欠阙,如《唐鉴》极好,读之不无憾。范惇夫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尽。

他批评五通的《元经》,也说:

五通也有好处,只是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书、续诗、《元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如续书要载汉以来绍令,他那诏令便载得,发明得什么义理?发明得什么政事?只有高帝时诏令稍好,然已不纯。如曰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仔细读圣人之书。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圣人作《论语》,我便作《中说》,如杨雄太玄法言亦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仔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者,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的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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