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玉山

上引诸条，都言史之”义理”，而又反复强调”义理”之”纯”。那么义理的涵义是什么？它能否作为”大伦理”的代名词呢？

如果从朱子批评五通的一段话来看，所谓”义理”，似乎即为事情的道理，不过是圣人自有圣人的道理，一般人没有去仔细理会而已。这样理解，那还会遭到朱子的批评，可谓浅陋。同时，也不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义理”即为”天理”，提倡史学存乎”义理”，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以遏制人欲横流，天理灭绝。所谓”义理”，应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是讲孔孟等圣人衡量世事的总原则，其主要的原则是以王道、霸道，仁政、暴政作为衡量世事是非的标准，从而把倡王道、斥霸道，倡仁政、斥暴政作为史学的”义理”所在。提倡王道，贬斥霸道，提倡仁政，反对暴政，是孔孟以来一贯的政治准则。朱子继承孔孟的思想，极力将其发扬光大，反复强调史学的”义理”所包含的这一条政治准则，把它作为衡量史学、史著好坏得失的重要标准。正是从王道、仁政的标准出发，他批评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前的一段议论，说它”乃是袁世一种卑陋之说”，其所以”卑陋”，就是因为司马迁有些欣赏秦国的霸道和暴戾，以至于朱子将那个”常言秦始皇贤于汤武，管仲贤于夫子”的徐楠舒来与他相比，讥讽他浅陋到徐楠一类人的程度。如此批评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诚然有失公允，但由此可见朱子对霸道与暴政的极力反对，史家对此的容忍，是朱子绝对不能容许的，正是所谓”王道正道，未尝一日而可无”。

其二，在提倡王道、仁政的前提下，主张史学以扬善伐恶为己任，反对以成败论英雄。这里的”善”，自然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仁义，”恶”，是儒家一贯反对的权谋智力，朱子认为，以仁义之心取天下，施教布政者，才可称得上是王道、正道；以权谋智力取天下，行政治者，虽则功业做得很高很大，只是在实际中合于仁者之功，其本质仍然是为一己之利益，是不能称之为王道的。他评论汉高祖、唐太宗、齐桓公时，这样说：

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致暴秦，其祸极关。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儿至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日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太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帝者，岂非是仁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这个功业，然谓之非仁者之功可乎？

齐桓公时，周室衰微，夷狄强大。桓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只是仁之功，终无救民涂炭之心，谓之行仁则不可。这里，他反复强调”仁者之功”与”仁者之心”的区别，说齐桓公、汉高祖、唐太宗只不过是建立了”仁者之功”，并无”仁者之心”,反复强调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不能以事情的成败功业的高低去褒贬人物，不能将功业高的成者描绘成为志士仁人，而把那些虽有救民涂炭之心，而功业不就的人一概贬斥为卑劣无行之小人，从而给那些功高名重者加上”圣人”、”有道明君”的光环，而把那些真正仁人志士的无名人物涂成一个黑影。他讥笑那些史学家将陈胜的六月而王说成是不得天道，而把刘邦的杀白蛇起义说成是上天兆下的符瑞，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史学以成败论英雄的弊端和祸害。正是在这一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他激烈地批评《左传》，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一个猾头、趋炎附势之徒。””《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左氏见识甚卑，如赵盾杀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正由于《左传》以成败论是非，所以才极力为成功者赵盾辩护，对于董孤把赵盾杀君的事记入史册感到颇有点不平，将孔子的话拿来为其作依据。对此，朱子尤其愤慨，认为这是左氏假托圣人之言，纯属虚构。

不以成败论是非，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一贯倡导的精神，所谓”史德”、”直书”等，都应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但是，一般的史学和史著只是注重于历史的结果，而往往忽略了历史舞台上活动过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导致了史学上的以结果论原因，以成败论是非。所以，一般史学批评家讲的”史德”，也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公允平实；”直笔”，也只是不溢美，不隐恶，书法无隐。这些，诚然是最起码的史德标准，但在朱子看来还不够。按照朱子的要求，真正的史学家，不仅要看到历史事物的结果，更要看到造出这结果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精神修养，看其造成这个结局的本旨是否符合于义理，符合于王道，不要人云亦云，以为有了”文景之治”，那汉高祖就是仁人，有了”贞观之治”，那唐太宗就是圣王。只有这样来写历史，那才称得上是史德，才是贯穿了儒学的”大伦理”。朱子的这一标准，乍看起来，似乎对三代以下的明君都一概采取贬斥的态度，从而也使史家无所措手足。但是，历史事实往往正是如此，一些所谓有道明君，确如朱子所揭露的那样，他们虽然有仁人之功，而未必都有仁人之心，作为评判千秋功罪的史学，如果不能将这些加以区别，那必然导致以成败论是非的结局，这样的史学有何”大伦理”可言？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