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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朱熹”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史学观(五)

作者:马玉山

当他的弟子们问道,对《左传》记载的田完、李氏等人出生时所作的卜术应如何看?朱子回答说:”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纂齐以后之书。”他的弟子们又问,这些卜辞是不是就是当时专门为他们写出来的?他回答说:”有此理,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孤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庄子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者,道之所不在也。”

《左传》在叙述到三家分晋,田氏伐齐时,都预先写了一大段占卜之辞,用以说明这样做符合天命;《史记》记述刘邦起义,也着力写他斩蛇的情形,用”赤帝子杀白帝子”的神话迷信来说明刘邦是受了天命的。朱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都是他们成功之后写上去的,目的是用这些把戏欺骗世人。作为史著,不去说明世事变化转折的根本原因,而在这些迷信上玩把戏,那就是史学的大弊。他认为,这种东西读得多了,逐渐就会使人坏了心术,学会欺骗别人,失去了正道。这里虽然是从”心术”方面批评《左传》、《史记》的,但同时也在强调,一定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说话,”是还是,非还非,黑还黑,白还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从历史本身的演变发展中去说明”事势”,说明历史转折的大机会。用这些占卜来明历史的转折,那只能使史学误入歧途,贻误后人,处于封建迷信之说还十分盛行的时代,朱子能如此揭露符瑞、占卜之术的本质,不能不使人赞叹他那超人的史识。也许有人会说,符瑞、天命、占卜等迷信,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现象,也是历史事实,作为史著,不能不反映这些事实,按照朱子的准,是否要将这些一律排除在史著外呢?答曰,非也,朱子并没有反对史著客观地反映这些事实,他反对的是用这些来解释历史的转折变化,从而也反对把个人神化,使接受史学的人能够依照历史本身的进程,探索其转折变化的动因,这对史学无疑是相当高的标准,也是正史与街谈巷语的重要区别。

在主张史学按照客观历史的发展,揭示历史转折的”大机会”的同时,朱子还十分注重史学对历史上的变革活动进行客观的、正确的记述和评价,为后世提供借鉴。这也是他所说的”大机会”的重要含义。

朱子认为,历史上任何圣主明君的统治,任何在当时称得上是完美的制度,都有一定的弊病,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制定的礼乐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更何况其它?正是事情本身存在的这些弊病的不断发展,才产生了事情非变不可的”机会”,圣人所以为圣,就是能够因时制宜,不因循守旧,不断变革,克服社会的各种弊病。止如他所说的那样:”后以圣贤者出,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而且,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弊病”深入膏肓,到了这样的”大机会”,就需彻底变更,”须尽翻转更变一番,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小补之者,谓扶衰救弊,逐些补缉,若是更革,则须彻底铸造一番,非止补直罅漏而已,汤武则天应人,便是如此。”站在主张变革的立场上,朱子对秦变周法的守文而为暴戾,汉变秦法的暴戾而为宽大,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处在王安石变革失败之后,一片咒骂新法的余波之中,仍然客观公正地肯定王安石变革的必要。他对于全面否定新法,是持反对的态度的,他认为,”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是北宋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不变革就不可解决的地步,”当时非荆公要如此,诸观都有变更意”,可是,诸贤”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都去攻他。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终也”。这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他锐意改革的精神是顺应了世势发展的,是可嘉的,那些当初赞成变革,但一见变革失败,便纷纷掉转头来攻击王安石的”诸贤”,其德行”哪里得似荆公!”而且,他们”多是闭着门说道理的”,”只见得熙丰之失,而不知其坠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这种赞成改革进步,反对因循守旧的立场、观点不是再鲜明不过了吗?

朱子从各种制度”孰能无弊”的认识出发,论证了世事因革变化的必然性,即历史转折的”大机会”的必然出现,从而说明历史上变革的合理性,最终使变革进步成为”大机会”的归宿和落脚点,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些零散的观点,这一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史学理论,无疑地只能是赞同对改革的肯定,而反对史学中复古因循的论调。清代那些编撰《朱子大全》的大儒,囿于史学理论方面的一般见解,仅仅注意到朱子对史学编撰问题的一些议论,而忽视朱子上述这些重要的史学理论,足见其见识之肤浅。

考往代之兴衰治乱,鉴当今之成败得失,是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对于如何正确吸取前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防止重蹈历史覆辙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正像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所说:”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因受时代的影响和启迪,对兴亡治乱问题有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宋人承其余绪,又有了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比较,他们对治乱问题看得更重,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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