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玉山

对历史上兴亡治乱问题的高度重视，直接导致了史学发展的高潮，一方面，在史料的编撰上，出现了突出历代兴亡治乱主题的通史、断代史，诸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的就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进书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是仿照《通鉴》，总结当代治乱得失的。另一方面，当时的思想家、史学家还觉得光靠这些史料并不能真正起到警戒当今和后世的作用，必须将他们对古今治乱得失的评判写出来，提供给当时的统治者，这就出现了大批的史评性的著作，诸如司马光的《稽古录》、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记》之类，用这种形式贯彻他们”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思想原则。与此同时，在史学批评领域里，更注重以是否能准确反映治乱之道、治乱之本为标准，来衡量史著。这些，可以说是整个宋代史学领域的重要特点。

作为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的朱子，十分关心国家的兴亡和政治的得失，因而，也十分注重考察历代兴亡治乱之由和当今得失之因，这种注重，又具体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评判历史和当代的治乱得失，另一方面，用他自己对古今治乱问题的看法来评论史著，衡量哪些史著写出了”大治乱得失”之由，哪些史著对大治乱得失看得不透或完全不正确。综观朱子关于历史上大治乱得失的言论，集中于一点，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他常说的，法与人的问题，他说：

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为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为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不之习也。又说：

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之人得自为，后世法皆详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进退下之人不得。所谓”立法”，也就是”礼乐制度”、”兵谋刑法”等制度问题，这些都是古今兴亡治乱的根本性问题，是”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的东西，读史，就应当注意对这些制度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兴亡治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注重讨论的问题。儒家认为，亲君子，远小人，就会达到治，而亲小人，远贤臣，世事就会乱。殷亡周兴，就是典型的例证。法家虽也主张君主亲君子、远小人，但强调君主以法御下，任法使臣，才能达到治，如果法度堕坏，纲纪不张，就会大乱。春秋战国以后，虽然儒、法的界限渐已消失，但”任人”、”任法”的问题仍是讨论治乱兴亡的焦点。究竟是依靠君子之治能维持长治之安，还是依靠”法制”能维持长治之安，仍然争吵不休。朱子一生也在从历代兴亡治乱中，不断地探求这个问题，但他不像有的人那样，固执一端，而总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寻求问题的症结。他在前期批评范祖禹的《唐鉴》时，说：”《唐鉴》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扬类两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手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云法尔。”对《唐鉴》不重视制度的议论批评得很激烈，说范祖禹”在乎得人，不在乎法”的认识是对世事的苟且，是对法度的轻视。如果按照范祖禹的说法，古代有圣人治国，就根本无须建立任何制度。可到后期，当他的弟子们讨论到”封建”、”郡县”的政治制度的得失问题上，他又说：”大抵立法皆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其如说郡县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如郡县非其人，却只两三年任满便去，忽然换得好底来，亦未定，范太史《唐鉴》议论大率皆归于人，某初嫌他凭地说，后来思之，只得如此说。”这里，朱子虽然同意了范祖禹”大率在于得人”的说法。也认为”得人”是治世的保证，但他并不同范祖禹那样，认为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天下就可大治，陷入释老无为之说。而是强调”法制”与”人治”的辩证关系，所谓”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郡县非其人，却只两三年任满便去，忽然换得好底来，亦未定”，实际上讲的还是制度，也就是法。这是不用多说的。但他同时强调适合时宜的法令制度还须有人去推行贯彻，否则将只能束之高阁，无补于治世。他批评宋代的政治时，就说：”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枯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层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这就是，一旦臣僚尽以私利出发，好的制度都会堕毁，坏的制度也难以更改。所以，他主张要使世事大治，既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制度，又必须有一批人不谋私利，去推行这些制度。正是基于这种主张，他总是从”法治”和”人治”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上，来衡量古今政治得失。衡量史著得失的。他对范祖禹《唐鉴》的反复评论，总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在注重”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上一个突出的史学思想特点，是他对历史”奏议”的重视。他认为，重要的奏议，往往是重大决策、重要制度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兴亡治乱的重要言论，不仅有裨于当世，而且可为所世之龟鉴。他亲自编纂的《名臣言行录》，就是这些名臣的言行”多有补于世教”，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世事的治乱。朱子不仅主张从”法制”与”人治”的关系上来考察古今治乱得失，而且，他本人就极具政治家的眼光，洞彻制度的优劣得失。他论述科举之法，说他虽不能尽得天下人才，”然尚公”；他论述《唐六典》，说它对唐代的官制规定得很详细，整齐划一，但只是本本上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唐朝就从未按照这个规定实行，而宋神宗将它搬来套用，闹得各级官员互相牵制，反而阻碍了政事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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