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品端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朱熹邀请十多年的论敌，江西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升堂讲学。陆讲的《论语》喻义章，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发论，当时听讲的人中有的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朱熹认为陆九渊讲得很好，称他”切中学者隐微浑病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他请陆九渊将讲稿手写下来，以便刻石久存，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陆九渊这篇讲义，成为理学家具有纲领性的文件。

从以上三次会讲来看，朱熹打破了书院传统的”门户之见”，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自由讲学开了先例，促进了书院学术研究的繁荣。从此，逐渐形成了一套会讲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确定《四书》作为书院基本教材，并制定了学习程序

在朱熹之前，书院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基本教材。唐永徽四年（653年）开始，《五经正义》成为朝廷颁布的”经典”，学生学习要以《五经正义》为范本，科举取士要以《五经正义》为依据。到了宋代，一些著名学者亦治”五经”。孙复、石介、孔安国研究《春秋》，司马光、王安石、张载、程颐为《易》作注，特别是王安石于《诗》、《书》、《礼》三经之注疏成就最高，被称为所谓新学。学者们把”五经”推为儒家的典范。朱熹对”五经”有不同看法，疑《诗序》非原作，指出其中24篇为纯讲男女性爱的《诗集传》；又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文字；把《易》看成是卜筮之书，非哲理之作；认为《春秋》三传皆无可取。但他坚信《礼记》是秦汉后诸儒用以解释《仪礼》之书，并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辑出，与《论语》、《孟子》汇成《四书》。因为《论语》和《孟子》直接记述了孔孟的言行。朱熹经过反复研究《四书》，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他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熹不仅研究《四书》，并将《四书》作为书院的基本教材，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程序，要求”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在开学时就讲了《中庸首章》。据记载，朱熹”在潭时，诣学升堂，以百数笺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绍熙五年（1194年）十月，朱熹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之职，向宁宗皇帝进讲时，亦以《大学》一书作为正式教材，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他每讲一章必编讲义，《经筵讲义》就是朱熹为宁宗编的教材。

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体，并精加”集注”，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策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标准书籍。朱熹通过注释《四书》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庞大的理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通过《四书集注》集儒家学说之大成。

四、倡导、推行”学导式”教学法

从教育史的演化过程中考察学导式教学法是孔子春秋时期改革教育，创办私学的实践中创造的。然而，这一良好的教学方法在汉、唐北宋以来，因为官学与选官制度的合流及教育制度的腐朽而没有得到广泛的推行。朱熹在谈到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时沉痛地说．”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于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大抵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食甚。”改革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弊端，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朱熹在南宋书院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论在实践或在理论方面，都是走在最前列。朱熹对教学方法改革的贡献是自觉地、创造性地继承并发扬孔子试行过的学导式教学法，使之适应书院教育制度的客观需要。《朱子语类》就是朱熹学导式教学法实际运用的最典型的记录。

学导式教学法是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诱导、启发、示范为辅的教学方法。朱熹倡导和推行学导式教学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教与学、师与生之间关系。在他看来，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教师的主导作用要以学生的主体性能否确立为前提，导师的重要任务是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与创造性，使学生的学习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有计划地、系统地、循序渐进地发展，不能象北宋末期、南宋初期的官学那样，采用以传授为主，强迫灌输，死记硬背的”注入式”教学法，束缚学生的智力、能力和人格发展。朱熹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已矣。”这里说的”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自去读”、”自去究索”都是指发挥学生自己的主体精神而言。朱熹强调学生的”自得”、”自强不息”、”自我完善”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并不因此而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他看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学生的”导师”、”引路人”，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的方法，而且还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挖掘学生的智力能，通过设置种种疑难问题，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促使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以自己的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行为。

根据《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以及有关朱熹在书院执教的具体文献资料分析，朱熹学导式教学法的基本结构有讲授、自学、讨论和实践四个环节。讲授、自学、讨论都是”求知求能”的过程，而实践是”行之不已”的过程，是前三个环节的自然归宿，又是新的学习过程的开端。学导式教学法的四个环节，既是有序的，又是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反馈，互相作用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能灵活地调整这些环节的次序，以便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作为书院的导师或兼职导师，朱熹一直将书院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看成是自己的终身使命。他聚徒进学和研究学术达四十多年之久，自始至终都采用和推行学导式教学法。南宋以后，尽管书院教育制度逐渐与官学合流而发生变质，但是，学导式教学法还是被有真知卓识的教育家所赏识和利用。明清之际的教育家、思想家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等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学导式教学法。朱熹在八百多年前竭力倡导、推行的学导式教学法要比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实行学导式教学法早二百多年。研究和发展朱熹的学导式教学法，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与世界教育史研究中一项重要课题。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朱熹对我国古代书院制度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朱熹的努力，中国的古代书院制度不可能在南宋发展到鼎盛时期。由朱熹所倡导的南宋书院制度，是我国教育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继承发扬其有益的东西，发掘利用合理的成份，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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