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保万

书院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当时出现了”精舍”和”精庐”。书院一词，始见于唐代，当时的书院只是私人兴举的开蒙教读之所，或是官府藏书和刊辑、整理传统典籍之地。书院作为私人所创办，并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从北宋时期开始形成的。当时，全国拥有著名的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和石鼓、茅山等六大书院。到南宋，书院文化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整皆是空前的。据统计，宋代书院共建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占总数的21.39%，南宋建136所，占总数的78.61%。

朱熹是南宋时期杰出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福建，成长在福建，讲学著述也主要在福建。他的学术被称为”闽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考亭学派”。朱熹对南宋时期的书院文化建设，有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他不仅重建和复兴全国著名的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而且在福建闽北创办了竹林精舍（后改称考亭书院）等极有影响的书院。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直到唐代仍有所谓”闽人不知学”之称。随着中原移民不断增多，全国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到宋代，福建的文化出现空前大发展，一跃变成”海滨邹鲁”，成为全国瞩目的理学文化大本营。据《八闽通志》和《福建通志》记载，从唐到五代，福建全省有13所书院，而到宋代，福建书院达69所，超过五代以前5倍多。宋代福建书院文化发展之极盛，这与朱熹及其门人的大力促进和推动有密切关系。在宋代福建69所书院中，朱熹及其门人所建书院达22所之多。其中朱熹本人所建的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竹林精舍以及其门人蔡元定、蔡沈所建庐峰书院、黄干所建潭溪书院、刘煸建义宁精舍、真德秀所建西山书院等皆是朱熹闽学及其学派讲学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培养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理学人才，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即所谓”新儒学”阶段。朱熹对我国书院文化的突出贡献，主要有如下诸方面：一、制定书院学规。因当时官学学校教育制度的腐败，学校日益成为科举制的附庸，教学内容”无德行道艺之实”，往往”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藉以”钓声名，取利禄”。针对此，朱熹强调书院文化应当注重道德教育，以”明人伦”为教育的根本。为此，他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教”为书院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此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又明确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既表达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办学的一般规律，所以，影响极大，不仅成为后来各代书院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被各地书院普遍采用，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发展，也有重要的深远影响。

二、确立书院学制。对书院文化教育的办学体制，朱熹主张按年龄的不同特点，分为小学时期和大学时期。小学时期的教育特点，是”教之以事”；大学时期的特点，则是”教之以理”。他提出从8岁到15岁，自王公以下至庶人的子弟，皆入小学，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从15岁以后，自皇帝之元子、众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及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在书院教学内容上，朱熹建立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新学统，这标志着宋代理学教育系统的完成。这个新学统的特点，是以《小学》、《近思录》为理学入门，以《四书》为理学核心，以精通经、史为经世致用。《小学》与《近思录》相比较，《小学》主要讲述”修身大法”，即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近思录》主要阐发北宋周（敦颐）、程（颢、颐）、张（载）诸人理学之”义理精微”。因此，朱熹非常强调以《近思录》为入门的特殊学术价值。他说：”四子(《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就表明从《近思录》到《四子》再到《六经》构成理学系统教育的三个层次。在这三个从低到高阶梯式的层次中，《四书》处于核心地位。朱熹认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乃是”学问根本”。所以，他强调”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对于经与史，朱熹主张”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对读史，他一方面主张以《四书》的义理观照历史；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今观史，积极借鉴历史治乱、兴衰以及成败之经验教训。朱熹还强调”志在天下”的士子，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对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齐家及国以至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等皆应无所不学。而且着重指出：”若书上无底便着就事上理会，若古时无底便着就今理会。”这充分表明朱熹理学教育系统，具有某种经世实学的丰富文化内涵。三、开启书院”讲会”先河。所谓”讲会”，是由书院主讲提出中心讲题，欢迎不同学派学者参加质疑问难，相互辩论，进行学术交流与争鸣。这是书院与一般学校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朱熹与陆九渊是南宋理学的两个不同派别，朱熹尊崇理本论，陆九渊尊崇心本论。吕祖谦欲将这两派学术”会归于一”，约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相会于江西信州鹅湖寺。”鹅湖之会”是当时的学术盛事。朱熹认为为学之要在于”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九渊兄弟则认为为学之要在于”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彼此见解不相合。后来，朱熹知南康军，重新修复白鹿洞书院，于淳熙八年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开创了书院”讲会”制的先河。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讲学颇为成功，朱熹称赞他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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