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立勇
具有近代叛逆精神的明清浪漫思潮的兴起，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与朱子理学美学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其实两者之间亦有内在的否定之否定脉络。这股以个性解放、主情纵欲为主要特征的思潮，其思想渊可溯之于阳明心学对于朱子理学构架中”心””理”矛盾的突破而高扬了”心”的主体地位，进而又由后来者突破”性””情”矛盾而肯定了”情”的合理性，并由主情趋向纵欲，走向感性的解放。”主情”派如李贽、徐渭、公安三袁、汤显祖等莫不把抨击的矛头对准朱熹的”天理”，这可以算是朱子理学美学的”逆反影响”。
朱子理学美学的”文化影响”更加深远，可以说至今仍在起着作用。最明显的是其审美哲学中的伦理化倾向，作为一种”思想先行”的传统意识，在朱熹后代相沿。这主要又表现为艺术的政治化和人格化，以及审美的伦理功能化。即使批判朱熹激烈、深刻如鲁迅，在这方面就其深层意识模式也未与其相左，而且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如鲁迅的著名主张”从喷泉里出来的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这俨然就是朱熹的人品与文品同一论。
另外鲁迅对陶渊明的评价，也直接受朱熹陶渊明论的影响，都是从人品气质着眼，连语气都相似。值得指出的是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在中国之所以易于走红，跟这种”文化影响”有着内在的关系，后者为前者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氛围。
总而言之，朱子美学作为理学美学的最典型最充分代表，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乃至近现代美学领域所产生的”顺承影响”、”逆反影响”和”文化影响”都相当的巨大深远。《中国诗史》的作者陆侃如、冯沅君说过：”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只有三个人是真能懂得文学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们说话不多，句句中肯。”这是知者之言，这话更适用于指美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三个人是中国哲学家中最懂得美学的，他们深厚的哲学思辨根底和艺术文化修养为其在美学上的建树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朱熹是以哲学家的见地来谈美学和艺术，因此比一般美学家、文论家和艺术家看得更加宏深高远，在方法论上比后者更胜一筹。
他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情趣，有相当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实践的功夫，因而比一般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更知艺术与审美之三味。如果说，孔子、朱子、王夫之三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古典美学史上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那么，可以说朱熹上承孔子，下启王夫之，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他的美学思想融哲学、伦理、心理、教育、文艺思想为一有机渗透的整体，其对思辨性和伦理性双重追求所造成的体系内在的二重性矛盾，极为充分地体现了理学美学的基本特征，而他对儒、道、佛诸家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思维的汇通，则又相当典型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缩影。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认识朱熹；而且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也决不能忽视朱熹。这里不妨再借用钱穆先生一句话：
…．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为其他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抨击之目标，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共同集向之中心。不仅治儒学者，必先注意此两人，即治其他百家众流之学，亦必注意此两人，乃能如网在纲，如裘在领。不仅正反之兼尽，亦得全体之通贯。
这就是我选择研究朱子理学美学的首要理由。
二、误解的深重
也即鉴于人们对朱熹及其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和偏见。大凡历史名人成为偶像之后，就难免引起人们的误解，不管这种说解是来自正面的，还是来自反面的，其原初动机是出于褒扬还是贬毁。作为圣人和”万世师表”的孔子偶像已受这种历史误解在先，作为孔庙从祀者、理学”万世宗师”的朱子也难以避免这种命运。也许，朱子是历史上受人误解最多的文化名人之一。
朱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他在性理之学上的影响太大了，人们一说起朱熹就会想起《四书集注》等理学著述。朱文公的木头牌位从南宋淳佑元年起被捧入宫与孔孟一道歆飨天下读书人的香火，《四书集注》在明代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至上权威之后，人们更是只从伦理学、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他、研究他、评价他。
人们想到的朱熹总是位道貌岸然的老夫子，但往往想不到他也是个有血有肉，并甚至曾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也曾有情愫缠绵的内心世界。人们知道朱熹有文集一百卷、《结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有《语类》一百四十卷，还有《四书集注》、《通鉴纲目》、《孝经刊误》、《周易本义》、及《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大批经史义理著述，是中国封建社会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但往往想不到朱熹还曾作过一千多首诗，还是位极富情趣的诗人，甚至作过十多首词，其间还不乏花间词手笔。人们肯定朱熹对构建理学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哲学和教育理论达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但往往忽略了朱熹对于文学艺术也有着相当精深的见解，而且其间自有内在的哲学思想思辨贯连，形成了具有一定体系的审美哲学或美学理论。如此种种不一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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