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立勇

这些误解和偏见，大抵一方面缘于朱子理学的巨大影响的遮蔽而造成的认识和研究中的视线死角，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朱熹人格和思想内在深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认识不足。从古到今，无论是崇朱者还是抑朱者似乎大都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只应专注性命义理之学，不会也不应寄情于文学艺术，因此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深刻的文学、美学见解，或者更干脆地说不该与此有缘。

我且举一例，看历史上崇朱者对朱子的误解有多深。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是朱熹的好朋友，他在《对跋朱元晦楚辞解》二诗中的第一首曰：注易笺诗解鲁论，一帆经度浴沂天，无端又被湘累唤，去看西川竞渡船。说的是朱熹一生笺注了许多儒家经典，专心致志地注《易》、笺《诗》、解《论语》，但又无端的受到”湘累”（屈原）的召唤，越俎代疱地注起《楚辞》来。在杨万里看来，朱熹作《楚辞集注》，似乎与他生平专攻儒家经典之志，专注道德性命之学相违，因此作为朋友，他对朱熹提出了责问。

明代以后，甚至还有人出于对朱子的崇拜，维护朱子的宗师形象而怀疑，乃至否定他注过《楚辞》。如清代康熙年间朱天闲《离骚辨．自序》云：”后得紫阳（朱熹号紫阳）《集注》，讶其无所翦裁，咙杂如故。每辨此注，决非紫阳所集。”王邦采《离骚汇订》从其说云：”天闲氏谓属后人伪托，疑或然也。”乾隆年间夏大霖著《屈骚心印参评》，则引毛以阳评曰：”朱注《楚辞》，未能言简意尽，识者以为非朱子手定，乃后人附会。夫朱子生平精力，毕萃于”四子’之书。’五经’自《易》、《诗》外，且未能辑注成书，则其未暇注《楚词》也明矣。”

其实，所谓”明矣”正是一种想当然的成见与误解。朱注《楚辞》，这是不刊的事实，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对此曾作过考证，朱熹生前已有”戊午刻本”，朱熹殁后不久又有嘉定六年本、瑞平二年、咸淳二年诸本。更值得一提的是，朱子不但晚年花极大精力注了楚辞，而且临终之前尚在修改《楚辞集注》。朱子大弟子蔡元定之子蔡沈《梦奠记》云：

初六日辛首，改大学诚意章，令詹淳誉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一段。午后大泻，随入宅室，自是不复能出楼下书院矣。勉斋行状只述改大学诚意章为朱子最后绝笔，由于他是举其大而略其细，因此无可非议，而后人凭成见而否定或忽视这一段故实，就值得辨证了。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第一册和第五册论朱子之文学时两次强调这一史实，指出朱子生平于文学有三大著作：一是《诗集传》，二是《韩文考异》，三是《楚辞集注》，后者”乃朱子晚年最后完成之一部著作。在其易篑前三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朱熹不仅曾花极大的心力集注《楚辞》，而直至临终前夕还在修改《楚辞集注》，以朱子的学力所就，他的《楚辞集注》已成了后代治楚学的必参文献。然而，作为朱熹的朋友或崇拜者，不但忽视了他临终曾改《楚辞集注》这一故实，而且还对他曾注《楚辞》一事都要进行责问或否认，可见由于其理学大师的偶像，人们对他的了解是抱了多大的成见。

建国以来，大陆学术界仍出于对朱熹的理学家形象的成见，而大多对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加以否定，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从来没让以朱熹的的创作占一席地位。几种文学评史，虽然大致肯定朱熹在理学家中算是最懂文学的人，但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基本评价则多持否定态度。如郭绍虞先生既称”朱熹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但又言其文论”始终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

综合对朱熹文学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视文章为小伎，吟诗作文有害，从而否定文学的作用；（二）提出”文道合一”说，认为文从道出，道外无文，从而否定文学的独立地位；（三）主张有德者必有言，以穷理代替作文，从而否定文学的特征。这些批评的确切中了理学家文学观的要害，但又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成见性，对朱熹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基本评价建立在这样的推理上，这就是”理学家极端地强调他的性、理、道，而文学家则更多注意到情、真、美。而性与情的关系则是矛盾的焦点。”

因此，”如果说理学的整个体系中尚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资料的话，那么，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几乎已找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情感，理学家以理灭情，就必然否定文学艺术；而朱熹是理学家的集大成者，因此他更必然是否定文学艺术的极端代表。这种观念定势阻碍了人们对朱熹和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作客观的、实际的、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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