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铁

朱熹之所以引进先天诸图，是因为它能说明《易》与宇宙生成原理的一致，其中最基本的是《伏羲八卦次序图》，它是根据《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而来的。”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在图中为一圆。”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这样生出来的八卦，其位，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此图的八卦之上，再用这样的加一倍法生下去，可得四画者十六，五画者三十二，六画者六十四，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其位，则是乾一，夫二，大有三，大壮四，……剥六十三，坤六十四，这就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将《伏羲八卦次序图》中分，拗成两半圆，合成一圆，则成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所谓《伏羲八卦方位图》。传统的离南、坎北、震东、兑西的八卦方位图，则被称作《文王八卦方位图》。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拗成两半圆，合成一圆，则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就是邵伯温《叙篇系述》所录的《先天象图》，复之初为冬至，如之初为夏至，临之初为春分，遁之初为秋分。这一卦气系统从六十四卦生成次序推来，比汉代孟喜、京房的卦气系统更有根柢。

朱熹又说：”《先天图》今所写者，是以一岁之运言之。若大而十三万五千六百年，亦只是这个圈子。小而一日一时，亦只是这圈子，都从复上推起来。”他也肯定了邵雍关于《先天图》术数功能的主张。

三

宋代佛道两教都很兴盛，两家都有关于宇宙及宇宙与人生关系的系统学说。儒学与之相比，这方面就显得肤浅和落后。而探求自然与人生的原理，是人类本能的愿望，这一愿望在宋代由于受到佛道的刺激而更强烈。儒家的经典中，只有《周易》与《书·洪范》,被认为是讲天道与天人关系的书。而王弼以来的义理之学，除了有一点关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讨论外，基本只讲人事，不讲天道，这就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仁宗时胡宿为礼部所出《试南省进士策题》问：八卦由策而起，九畴以数而兴，河洛之书，相为表里，天人之际，莫不该贯。固以穷性命之蕴，著祸福之效，包括三极，阴骂下民者也。何则？辅嗣解《易》，孔氏释《书》，六爻文辞，止明人事；五种性行，专推王者。……斯文若此，其义安适？申寻前世，博与存众业，京氏之术，列于学官；夏侯之经，治于博士。威以儒者，明于天道。前贤多习，旧史具存，厥后蔑然，其故何也？且欲兼崇其学，使名其家，庶几精义之弗沦。策题中明确表示了对王弼解《易》”止明人事”的不满，认为《易《洪范》具备了天人之际的道理，应加以探究，认为汉代儒者如京房、夏侯胜都能明于天道，后世则蔑然，所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天人之学，为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说、灾异说找出理论根据来。宋咸说当时学者认为刘牧之学可以专门，王弼之学可以焚窜，章惇称赞邵雍的《易》学”举世莫比，始可谓知《易》，王辅嗣辈以臆说配人事，惇一日可作百部”，都同样表现了对王弼以来义理之学的厌弃和对象数之学的推崇。这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学术潮流。

朱熹的《易》学正是这一时代学术潮流的产物。朱熹曾在《易学启蒙·序》中批评当时的《易》学说：《易》之卦与著”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耳。

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余窃病焉。”朱熹的批评触及义理派与象数派两个方面，但批评的轻重有所不同。他批评”专于文义”者之学是无根之学，即这根就存在于象数中。他批评”涉于象数者”，是在于他们的附会，以象数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而朱熹认为象数并非圣人有意的作为，而是”自然之理”假手于圣人的表现而已。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象数学改造得并不牵强附会，以作为《易》学之根。

朱熹说当时《易》学的两个方面，一是”专于文义”，一是”涉于象数”，正确地表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当时的象数学家都是从义理之学涉入于象数，他们并不弃绝义理。从情理上推想，建立象数学就是为了给义理找根据，也不至于完全抛弃义理。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刘牧在《易数钩隐图》之外又有《周易新注》（今佚）。同时代的李靓批评他说：”牧又注《易》，所以为新义者，合牵象数而已，其余则攘辅嗣之旨而改其辞。”说明刘牧也讲义理。又例如南宋初的象数学家朱震，他虽广泛使用卦象解经，甚至常用互卦和半象，但他同时也还是常谈到人事，并且参用王弼的义例。

所以，虽然宋代的义理派往往视象数之学为异端，但象数学家却并不排斥义理。所以，一个《易》学家是否讲义理，不能作为他是不是义理派的根据。后世所指的宋代象数学家，只是在认识上与所用功夫上略轻义理而重象数。朱熹也是这种情况。他的《周易本义》的经注部分，是参考了程颐的《易传》而成，可以说他的《易》学包含了前代义理与象数两派发展的成果。但是他视象数为《易》之本根，视文王、周公、孔子的文辞为由象数而生，立场十分鲜明。而且就其研究工作的用力之处而论，就其对前人体系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论，也是在象数学这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明清人批评象数学的著作，如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胡渭的《易图明辨》等，都把朱熹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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