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令印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
最概括地说，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方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发展。孔子之后儒学的代表者是战国中期的孟子,他提出“居仁由义”、“亲亲、仁民、爱物”、“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发展了孔子的内圣成德之教。西汉的董仲舒把孔孟原始儒学与阴阳家结合,形成为“天人感应”论，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便成为中国官方的统治思想。此外,在东汉产生了道教。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儒佛、道三家由鼎立、佛教占优势到趋于融合，中国文化便进入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第二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唐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国家的政治、经济南移,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也必须相应充实提高,改变为新儒学(理学)的形式。先出现的是北宋周敦颐(1017-1073年)的濂学、程颢(1032-1085年)程(1033-1107年)的洛学、张载(1020-1077年)的关学,他们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南宋建立后，朱熹集濂、洛、关之大成，创立闽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综罗百代”,可以说其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因此，后人把朱子学(闽学)与新儒学(理学)相提并论，是同等的概念。
由于朱子学于创立时就形成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很快由闽浙赣地区而全国，而东亚,“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美籍哲学家杜维明说:
第二期儒学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宋明、朝鲜的李朝到后来日本的德川，儒学成为地道的东西文明的体现。以后这个传统在越南也有相当的发展。越南在法国殖民主义征服以前，受到儒学的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在许多地方,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行为，都受到儒学的影响。所以，(日本)岛田虔次指出: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这就是说，儒学不完全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这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有八百年的历史。……朝鲜的李朝大概从1398 年或1392年开始建朝，直到1910年日本侵略朝鲜灭亡，跨越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大王朝,这个朝代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学,其中非常突出的思想家就是李退溪(即李滉)。从李退溪到他的学生李栗谷(即李拜),儒学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基础即是中国的朱学，也就是朱熹学统的发展。
李退溪的思想被称为退溪学，是当今国际文化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课题。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朱熹、李退溪等新儒家，把孔孟儒学更加具体化了,成为东方几个世纪以来诸民族生存发展的指导和规范。
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是指“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继续儒家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儒家学说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流派”。为有别于宋明新儒家，他们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其主要代表有梁漱溟(1893-1988年)、熊十力(1884-1968年)、冯友兰(1895-1990年)、唐君毅(1909-1978年)、牟宗三(1909-1994年)、陈荣捷(1901-1994年),以及正活跃于国际文化学术界的余英时、刘述先、蔡仁厚等。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等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的形成和思想体系的确立。
二、朱熹在儒学中的特殊地位和对新儒学的卓越贡献
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朱熹与孔子，先后矗立，皆汇纳群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位文化巨人。研究中国文化,就要研究孔子、朱熹,特别是朱熹。因为,孔子和与孔子有关的儒家经典都是经过朱熹比较准确整理和注释过，其中最主要者被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历朝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因此，可以说研究孔子思想，也就是研究朱熹的孔子思想。由此可知朱熹在儒学中的特殊地位和对新儒学的卓越贡献。
第一、拨千年之乱而反正。由孟子起,历代儒家学者多讲道统。即有个恒常不变的“道”在儒家学者中代代相传,有的认为这个“道”即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者一般认为这个“道”，在孟子死后即中断了。至于中断之因,众说不一。很多学者立志复兴道统。最典型者莫过于唐人韩愈,以续道自诩,谓“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结果他有达到目。复兴道统的任务是由朱熹最后完成的。
孟子发扬了孔子思想,是儒家的正宗。两汉儒生以阴阳、谶纬曲解儒圣。魏晋玄家用老庄谈易，使无、空结合,招致南北朝佛教盛行。到了隋唐，中国第一流学者大多治佛。两汉至隋唐,还有儒家的“道”吗?可以说民族本位文化到了危亡关头。
朱熹奋起作为,排佛抑道,竭力复兴孔孟儒学在民族文化中的本位性和主导权。他认为，“四书”才真正蕴含孔孟思想。他倾毕生精力研究整理儒家经典,推倒两汉以来树立起的“五经”的权威,精心注释“四书”，其《四书集注》成为儒学的百科全书。他说: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言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其古人之微妙。
他把这四本零散的儒家经典连成一个系统,形成为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其高徒黄干强调，“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说:
《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就这样，“孔子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可考也”，把孟子后中断了的道统复兴起来。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重建起儒学道统，把中国文化的主导权从佛教中夺回来,树立起孔孟的崇高地位，使中国文化生命返本归位，并开创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出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潮。
第二，总结出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般模式。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它与中国儒、道由依附、对立,经过近千年,到宋代才被新儒学吸取和消化。在唐代,华严宗、禅宗等佛教的中国化,但毕竟仍是佛教;而宋代新儒学却把佛学归为自己的组成部分。清人全祖望谓“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清人童能灵说:
按朱子平生论禅学较之二程、张子尤悉切透,盖以其好早而又久旦笃焉,能知其底蕴也。后世或疑诸大儒未尝深究禅理之妙，误矣!
后人误以为朱熹等新儒家论禅即信禅,焉知不知其底蕴怎能吸取消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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