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令印
在朱熹的思想中有佛学的印迹,却已与其在佛学中的意义大不相同。朱熹说:佛学,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从此一字之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
这是朱熹改造佛学观点的基本原则。例如，朱熹把佛学的“月印万川”改造为新儒家的“理一分殊”。朱熹说:
万理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之流行也。……近而一身之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这个道理,某不用假借于公,公不用假借于某,仲思与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于一个理耳。……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朱熹把释氏说空改为说实,使其成为新儒学理气关系的骨架。这就是新儒学重要命题“理一分殊”的理论渊源。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各个文化系统之间,也以友善或暴力的方式相互交流。能否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吸取和消化外来文化以充实和提高自己，是考察其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志。由上可见，朱熹等新儒家学者们做得最为成功。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
(新儒家)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相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陈氏把“新儒家之旧途径”，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一般模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基本如此。
第三,具有近代知识学系统。孔子之后的儒学，分别以孟子和荀子代表两个发展方向。因荀子讲性恶，缺乏内圣成德之教,偏离儒家道统之主流，一直得不到重视。其实，荀子的思想中正蕴含着近代知识学之端倪。在朱熹集大成的思想体系中，其知识论正是荀子思想的发扬。荀子讲“凡以(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制天命而用之”。而朱熹则提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格物而穷理。朱熹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主客观是结合在一起的。必须调整中国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使天人对列，像西方人思维那样，使主客观成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在朱熹思想的义理纲脉里是存在的，对它进行疏导,很容易开发出现代意识。
三、朱熹、新儒学与现代化
朱熹等新儒家,把儒学的本体论由尊天上升到讲理,在认识论上强调格物致知，这就开要求外王事功之端倪,尽管是很微弱的，有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说法,但总是迈开了一步。到了明朝后期，便由内圣成德之成熟强烈要求向外王事功发展，出现了顾炎武、王船山、黄梨等代表近代思想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宋明这三四百年正是13至17中国社会西同步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发展,是今天所讲的近代化(现代)。著名哲学家牟宗三说:
明末三大儒的意识是顺着宋明数百年内圣学之成熟而要求开出外王事功的意识。这一意识正合乎西方17、18、19世纪三百年开近代文明的方向。时间即相合，方向也相同。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西方17、18 世纪是崇拜中国文化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其理论的基础多引证《孟子》。那么，继承孔孟而开发的顾、黄、王之思想意识在西方可以得正果，为什么在中国便不能开近代文明?这其中的历史运会当该切实正视。须知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异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所以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王船山有《黄书》之作。满清两百余年的统治,文化由封闭而趋于僵滞,整个民族元气日趋衰竭,而西方世界正好在这二三百年之间蒸蒸日上，开拓变化，这两个方向一上一下，相去遂不可以道里计，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由此可见，中国的近代(现代化)是由明末清初开始的。民国时代的一些学者多把宋明以后即称近代，是有道理的。孙中山反清建立民国，不是大汉族主义的。他的三民主义是接续明末清初强烈要求外王事功开出近代文明的方向。
按照往常一般的理论和实践，以科学与民主为特征的近代文明(现代化)率先在西方兴起，那么东方的现代化即是东方的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明衔接起来，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世界性的现代化走向是“由西向东”，把西方现代化模式看成是唯一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大阵营全球性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实现现代化，展示出十分显著的东方文化的特点，即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冷战结束后，中国大陆发起开放改革，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发展突飞猛进，获得成功，一些地区异乎寻常地具备了现代化规模，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促使现代的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只有遵循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的方向才是出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现代化的成功,标志着东方现代化模式的确立。
说中国文化传统能适应、促进现代化，是说中国文化生命中有现代价值。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朱熹、新儒家是振兴中华的源头活水。朱熹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心目中的源头活水,是个继往开来的文化体系，有特别强烈的现代精神，文化生命如汩汩源泉活水那样往前发展。我们像像朱熹那样，努力去研究寻找既根植于传统又是崭新的现时代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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