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爱国

中国古代的科学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不可能不融科学为一体。宋元时期的科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高峰，而代表这一时期儒学最高成就的朱子学也不可能拒科学于门外。当然，与今天较多地强调科学对于物质文化方面的价值不同，儒学对科学的价值问题侧重从精神文化方面加以思考，而这种思考经过合理的阐释和转化可以成为现代科学价值观的必要补充。

一、格自然之物与科学

格物致知是儒学为学成人之道的基础，是《大学》所言”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朱熹说：”《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①就格物的内容而言，”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一事道理；一物一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显然，格物包括格自然之物。

朱熹的格物包括自然之物是建立在其”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尤其是朱熹更多地强调”分殊”，强调万物之理的特殊性，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这就决定了格物的对象必须是相当广泛的，因而也包括自然界的事物在内。就格自然之物而言，也不仅仅是把自然界当作笼统的整体，只是抽象地把握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而且还要格具体的自然之物，把握自然界具体事物的万理，就是要把握自然界的特殊规律。朱熹说：”如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晓，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而且，朱熹在论及格自然之物时，还对自然之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他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又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这就是要求对自然之物作分门别类的研究。

朱熹的格物包括研究自然界的具体事物，并且已经蕴含着要求对自然界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格自然之物已经不是对自然界整体作一般性的研究，而要对具体的自然界事物作科学意义的研究。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发展看，古代的自然哲学只是从自然界的整体上、从自然界事物的共同性上笼统地、抽象地研究自然界，并没有具体地研究自然界事物的特殊性。近代科学是以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对自然界事物的特殊性进行研究为特征的。从对自然界整体性的认识发展到对自然界事物特殊性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大飞跃，也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朱熹的格物中所包括的格自然之物，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把握一般的自然之理，”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的色彩；但就其手段而言，则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具体的自然界事物，把握具体自然事物的规律，因此，实际上包含着科学的意义。

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把科学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而且还身体力行，从事科学研究。他研读了包括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在内的不少科学论著，对其中的许多科学见解进行了阐明和发挥。他还非常重视科学观察，曾进行过天文观测、地理考察，曾用胶泥自制过立体地图模型。此外，他对各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也很有兴趣，并通过亲身考察和分析予以解释。

二、科学与道德

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作为道德修养的第一步，这本身就反映出科学的道德价值。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包含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之中。在朱熹看来，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与道德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有知识才能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而有道德则能更好地获得知识。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宋代理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二程认为，作为理想人格，知识与道德不可偏废，”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熹也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并且又进一步说：”须先致知而后涵养。”明确地肯定了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识的优先地位。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二程说：”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张载也说：”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都带有割裂知识与道德的倾向。朱熹不赞同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割裂，并认为知只有真与不真的区分；而且他非常强调见闻，他说：”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功夫，到然后脱然贯通”，肯定了知识对于道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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