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志祥

朱子教人以史观《春秋》,《春秋》记事又太简，则应辅之以《三传》，其中又以《左传》载事最详，是以读《春秋》，则参之以《左传》,朱子曰：”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又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欲明《春秋》褒贬之义，先考《左传》之史实，必能事半而功倍，此朱子教人读《春秋》之法也。

三、通《春秋》之法

孔子既据鲁史事直书，学者何以知圣人笔削之旨？朱子教人通经之法，宜先能研穷义、理，而后学之，庶几可免穿凿之病，且可遍通矣。次能明《春秋》乃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书，大义方显，知平二者，可谓通《春秋》矣！

朱子曰：”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又曰：”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以己意猜传，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若非如此，则易视《春秋》为计伯业优劣，成败得失，而春秋大义晦矣。

朱子曰：”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殊不明《春秋》乃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书，大失圣人作书之用心，后之习《春秋》者常犯此，宜谨诫之。朱子又曰：”春秋之作不为晋国伯业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岁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

孟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欲藉《春秋》以垂万世典刑，乱臣贼子因而惧之也。朱子答门人说：”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明道正谊、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长短。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伯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伯者作耶？若是为伯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已前春秋文字虽物，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

朱子评时人之说《春秋》，全不知明王道，正纲纪之理，故陈言开眼不得，若前贤之书，尚有圣人之义存焉，今之学者不可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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