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鹿

朱熹不仅区分《孝经》之经传，而且对经文加以肯定。对传文提出批评。除以上朱熹对经文作了肯定外，他还评价了《孝经》经传。《语类》载：

问：”《孝经》一书，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为理会过？”曰：”此亦难说。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问：”如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恐非圣人不能言此。”曰：”此两句固好。如下面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岂不害理！傥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尽孝道也，岂不启人僭乱之心！其中煞有《左传》及《国语》中言语。”或问：”莫是左氏引《孝经》中言语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传》《国语》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经》中却不成文理。见程沙随说，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

朱熹指出，《孝经》前面的内容是曾子闻于孔子者，这部分内容按他在《孝经刊误》一文中所说，是由曾子门人所记而成文，朱熹将其称为《孝经》之经文，并加以肯定，而后面的内容则是后人缀缉而成的传文，传文虽不能说都不好，如朱熹也承认传文之五章中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此两句固好”，但他对传文也提出一些批评，并针对《孝经》中有《左传》、《国语》的文字，认为这是《孝经》引《左传》、《国语》，而不是《左传》、《国语》引《孝经》。其根据是以文理是否相接为内证，因这些文句在《左传》、《国语》里上下相应，文理相接，而在《孝经》里则不成文理，不相连属，故以《孝经》之传文为后人缀缉而成，与经文相互区别。

他说：自此后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如”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季文子之辞。却云”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不知论孝却得个甚底，全无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朱熹把一部儒家经典中的后半部分说成是传文，而传文却是不晓事之人所写，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的，怀疑其是战国时的人依据一些材料凑合而成。这表明朱熹对约占《孝经》四分之三内容的传文部分不甚重视。

三、删减文字，重排次序

从疑《孝经》非圣人之言和经传相分的思想出发，朱熹必然要对原本《孝经》作一些文字上的删减和结构上的改变。他删减《孝经》220个字，把《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正是由于他疑《孝经》非圣人之言，所以他敢于删去具有权威性的经典之文字；也正是由于他提出经传相分，所以他改变了《孝经》的结构，重排章目之次序。这种形式上的改变和技术处理与他孝经学的思想内容是相辅相成，表里统一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学疑经惑传，改易经文，以就已说的思想解放精神。不如此，则新思想无法产生，传统经学亦不能得到发展。然而，这种做法同时也带来了改易原典之流弊。

朱熹对《孝经》文字的删减主要是删去了他所说的经文部分的61个字，以及传文第三章的69个字和传之六章的90个字，共计220字，他删去了经文部分的两处”子曰”，一处引《尚书·吕刑》文字，四处引《诗经》的文字，其目的在于”以复经文之旧”。因为在朱熹看来，”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其经文的”离析”，导致朱熹改变《孝经》的结构，把原《今文孝经》的前六章即《古文孝经》的前七章合并为经之一章；其经文的”增加”，使得朱熹删去所”增加”的文字，于是删去了经文的61个字。

朱熹删去传之三章，从”先王见教”以下69字，其理由是文既可疑，而理又已悖，且所引《诗经》也不贴切，故应删去。又删去传之六章”以顺则逆”以下90字，因为他认为这些内容是杂取《左传》所载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而与上文不相应，也没有义理，所以将其删去。

朱熹不仅删减《孝经》文字，而且改变《孝经》结构，重排其章目次序。除把《孝经》前六七章合并为经之一章外，朱熹所说的传文部分，也改变了原来《孝经》的先后排列次序。如他把原《今文孝经》第十三章《广至德章》作为其传文的第一章，把原第十二章《广要道章》作为传文的第二章，把原第七章《三才章》作为传文之第三章，把原第八章《孝治章》作为其传文的第四章，又把原第九章《圣治章》分开来作为传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如此等等，共计传文十四章，”以释经文”之一章。这种经一章传十四章的结构和排列次序无论与《今文孝经》，还是与朱熹所依据的《古文孝经》都不相同，是朱熹对《孝经》形式和结构的改变。

而形式和结构的改变与他怀疑《孝经》，分别经传的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不应孤立地看待朱熹删改《孝经》，以就已说，而应联系其孝经学的思想和他对《孝经》的评价来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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