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利田

莱布尼茨在对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等的研究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培植了他的哲学成就，如：他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发表了与宋代理学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和含有孔子、老子及中国佛教关于”道”的观念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辩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因此，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成果和自然科学成果来说，李约瑟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当爱因斯坦时代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到18世纪，莱布尼茨的高足佛朗克和沃尔夫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辩哲学，继续重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1707年，佛朗克在哈雷创建东方神学院，专设了中国哲学专科；1721年沃尔夫因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而被逐，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辩证精神传给康德。康德在批判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哲学过程中，坚持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力量，如他在《宇宙发展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的假说，把宇宙描绘成一个物质的发展过程和”大自然是自身发展起来的，没有神来统治它的必要”的观点，同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尼采称康德为”哥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康德从早于他600年的朱熹那里获得考察自然界的科学的方法﹣﹣用辩证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自然界，这就开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河，推动自然科学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朱熹理学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

18世纪，法国在意识形态上兴起同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决战的启蒙运动，发动和参与这场战斗的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都通过耶稣会士的著译和报导，热心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刑法、风俗、政治制度等，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粮。

孟德斯鸠（1689-1755年）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713年曾和侨居巴黎十年、在法国皇家文库任中文翻译的福建漳州人黄加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中国的宗教和刑法，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国国家的管理方式等，作了详细记录，并装订成册，定标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对话》然后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汲取其精华，丰富充实了他的”自然神论”思想．和”法”的历史观。他的”自然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为自身固有的规律即’法’所支配”的看法，与朱熹的”宇宙生成论”有相似之处。他的”人类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为自己固有的’法’所支配；支配一切民族的一般的’法’就是人类理性”、”政治、法律制度要从人的现实生活环境出发”等，与朱熹的”人治中有法治”的思想和法制的治国方略应从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从当时人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时势变易了，治国的方略也应随之有所变易的思想极为相似。从孟德斯鸠的思想、主张与朱熹的思想、主张的许多相似点，可以看到孟德斯鸠从中国留学生黄加略那里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的影响。孟德斯鸠汲取了中国文化、朱熹理学思想的精华，结合对法国的文化和政治的见解，在中国留学生黄加略的协助下发表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等著作，而成为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与法学家。他在《论法的精神》中高度称赞中国的文化：”我相信，中国文化将永远无法完全为我们所了解。”

伏尔泰（1694-1778年）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的领袖。他才华横溢、充满活力、勤奋好学，经常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通信联系，了解欧洲各国的情况；同时，也和法国的耶稣会士频繁来往，特别是多次与耶稣会士傅圣多交谈，从傅圣多那里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并利用中国的年代学来驳倒《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在哲理小说《天真汉》中，他指出：”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五十世纪以上。”他还认为，当欧洲人”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时，中国早已是地大物博且又有明智美好的文明国家了。他称赞中国史籍的记载即无虚构又无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便写得合乎理性。……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伏尔泰被中国文明所震动，并高度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从中国开始，并长期遥遥领先。他利用中国的文明来巩固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意识；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罪恶行径，把教会比作”迷信的恶魔”，教皇是”两足禽兽”、教士是”文明的恶棍”；无情揭露欧洲社会充满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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