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荣贵

历来研究朱熹（1130-1200年）之生平及思想皆以朱熹之王懋坊（1668-1741年）之《朱子年谱》及黄干（1152-1221年）之《行状》为主要参考资料。而且《年谱》和《行状》往往一并刊行，互补相成。《行状》为朱子的大弟子黄干所撰，而朱子的另一位高徒李方子（1223年卒）撰有年谱。可是李方子所著之《文公年谱》大约在十六世纪时（明朝中叶）就已经遗失了。清代朱熹研究的方家王懋坊撰《朱子年谱》时没有引用，可见当时此书已经失传了。真德秀(1178-1235年）之《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存有《文公年谱》之节文。此段文字三四百年来从未受到学者的重视，知道此资料者也很少，可说是有关朱子之资料的遗珠。《西山读书记》同卷又有载录李方子的《朱子事实》。此篇文章收入戴铣（1508年卒）的《朱子实纪》卷十。《朱子实纪》在中国的流传不广。胡广等编之《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一有摘录，删去和《行状》重复的部分。《性理大全书》的这项资料也没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及使用。李方子之年谱与黄干的《行状》最大的差异是在对道统之界定以及对《近思录》的重视上。黄干对道统坚持甚严，将司马光（1011-1077年）和邵雍(1019-1086年）排在道统传承之外。然而李方子则采取较宽大的尺度，将司马光和邵雍纳入朱子之道统之内。此外，李方子、陈淳(1159-1223年）及真德秀均主张《近思录》为《四子》之阶梯，而黄干则极力反对《近思录》羽翼《四子》之说法。朱子门人之间虽然主张分歧，可是彼此尊敬，互相以宽恕之心，重视学术自由及宽容的精神可说是理学得以不断成长的原动力。

李方子字公晦，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他任泉州观察推官时，真德秀为郡守（1217-1219年），很赏识他，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后来李方子累官至国子录，通判辰州，卒于任上。在《题李果斋（李方子）所书郑伯元诗后》，真德秀说：”予与公晦（李方子）为僚于泉山（泉州），二年之间于学问文章源流几亡所不讲，独罕言诗意。其未暇属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此序作于庚寅年，即绍定三年（1230年），故可推知李方子卒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李方子是朱子晚年的弟子。他所录的语录都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以后。他和父亲及弟弟都游学于朱门，祖父李吕（1122-1198年）也是朱子的讲友，可以说一家三代和朱子均有很深的渊源。和朱熹初见面时，朱熹说：”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考亭渊源录》作：”开阔中又须缜密，宽缓中又须谨敬。”所以他以果斋为号。朱熹称赞李方子对《尚书》的研究说：”公晦《禹贡集解》编得稍详。”真德秀于宝庆二年（1226年）与袁甫共进李方子的《禹贡解》于朝。

李方子所撰之《文公年谱》又称《紫阳年谱》，有三卷（以下简称李本）。今《读书记》所摘录者不多，故称之为遗文。此李本遗文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在考证《朱子年谱》的著作历史上，极其重要。真德秀未完成《读书记》，现存之《读书记》是他在1226年至1232年之间编辑的，距李方子去世之后没有几年。所以《读书记》保存的资料应很接近李方子的原本。黄干所作之《朱子行状》订稿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而李方子卒于1223年。因此李方子有可能曾经看到《朱子行状》之订本。《朱子事实》引述《行状》之处甚多。我们不知道李方子何时撰写《朱子年谱》。以黄干在朱门弟子的领导地位来看，李方子参考黄干的见解之可能性较大。但是黄干《行状》定稿之前确实很虚心地听取了同门道友的意见。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李方子对黄干撰写《行状》的影响有多少。

李方子所撰的《文公年谱》自南宋刊行之后历经很多学者的修改添补。目前有七种最主要的版本传世，其中以叶公回宣德六年(1431年）的校订重刊本最早，而以王懋坊的《朱子年谱》最为通行。朱子的私淑弟子魏了翁（1178-1237年）为李方子的《文公年谱》作序。魏序曰：”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年行。今高安洪使君友成为之侵木以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予识其卷首。”祝穆之《朱子易篑私识》说：”穆观近岁所编文公朱先生年谱，其书易篑时事颇有疑误，恐不容无辨。”在文章的结尾他又说：”年谱摹板乃建安书院掌之。偕尝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实斋王公许以更定而未果，辄私识之。庶几吾党之士尚有考焉。”祝穆所言的”二疑”指朱子卒的当日”大风拔木，洪流崩岸”，以及朱子先写遗书给黄干和范念德，再作遗书给他的儿子朱在。祝穆所指的年谱应该是李方子所撰者。今《李谱》有”是日大风拔木，洪流崩山”之语，可以佐证祝穆所见的年谱即是李方子之《文公年谱》。由此可见《文公年谱》曾刊于建宁府之建安书院。建安书院为真德秀的门人王建于嘉熙二年（1238年），在李方子卒后至少15年以上了。此外《西山读书记》摘录《文公年谱》之后尚载录了李方子所作的《朱子事实》。或许魏了翁在序中所说的”行年”包括言行和年谱，则《朱子事实》和年谱一起刊行就极有可能。此文和《朱子实纪》卷十所收的完全相同，而《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一所载者则比较简短。删去《行状》相同的字句。《朱子事实》与《行状》何者作于前则不可得知。然而二者的内容及立论有很明显的差异。《行状》如汪仲鲁所言，”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存在也。”因此特别注重维护道统及批判异端。黄干本人更赞美朱子，说”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至于”异学不必力排”的批评，黄干在行状之跋文中很明白的说，”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卫道岂可以不严乎？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也。”李方子的《朱子事实》则没有如此浓厚的卫道之气味，虽然他对朱子的推崇并不低于黄干。《朱子事实》以如此崇高的话结束：”先生于是考订讹谬，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献文，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统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将坠，觉来裔于无穷。虽与天壤俱弊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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