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彦寿
淳熙十一年（1184年）奉祠家居，在武夷山编刻张轼《南轩集》四十四卷。《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南轩文集》方编得略就，便可刊行。”卷五十八《答宋深之》:”南轩文此间镂板有两本，一熹为序者，差不杂。”《文集》卷七十六有《张南轩文集序》，作于淳熙甲辰（1184年）。
淳熙丁未（1187年）在武夷精舍刻印《小学》六卷，封面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一一七提到。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
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事，”刊四经四子书于郡”。《别集》卷五《答刘伯修》书一：”尝患今世学者不见古经，而诗、书小序之害为尤甚。顷在临漳刊定经子，粗有补于学者。”四经，即《易》、《诗》、《书》、《春秋》各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经》一卷，朱熹所刻于临漳四经之一。其于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文集》卷八十二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四书，即《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共十九卷。朱熹有《书临漳所刊四子书后》一文，见《文集》卷八十二。同年（1190年）又刊正前任知府傅景仁刻《楚辞协韵》,《文集》卷八十二《书楚辞协韵后》文中提到。
守漳期间，朱熹又刻《古易》十二卷《音训》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称”朱晦庵刻之于临漳、会稽。”按《解题》所录，此书还两次刻板。会稽刻本当在淳熙间朱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任上。还刻吕大临《芸阁礼记解》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者，即其书也。”
绍熙五年（1194年）在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刻印司马光《稽古录》二十卷。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下云：”《朱子与郑知院书》:”熹向在长沙，尝得温公《稽古录》正本，别为刊刻。今越中本欲待成书，奏御未竟而来，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则又未及而去。'”据此，则此书又有长沙、浙江二刻。按，此《与郑知院书》见于《别集》卷三，题作《郑尚书惠叔》，即郑侨。
朱熹还刻印了名家法帖多种。如淳熙庚子（1180年）在白鹿洞书院刻尹惇《和靖帖》、绍熙癸丑（1193年）刻张载《横渠帖》等。
此外，《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著录的《晦庵先生文集》十二卷《后集》十八卷，宋刊本，向来无考。近年已在台湾发现，原为毛氏汲古阁旧物，清代为皇家收藏，有”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等藏书印，后辗转为山阴沈仲涛收藏，沈氏又将此藏本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由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据台湾昌彼得先生考证，此本约刻印于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年）之间，乃闽刻本。据刻印年代看，此本乃朱熹在世时出版的唯一的《文集》刻本，当为朱熹自编本无疑，刻印地点在建阳。是否朱熹自刻，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以上所录，朱熹刻本的种数达三十几种之多，闽、浙、赣、湘，宦迹所在，均有刻书。因此，朱熹实际上是一位相当有成就的出版家、刻书家。其门人黄干撰《朱子行状》称其仕外九考，立朝四十日。朱熹一生，除在江西、浙江、湖南等地任地方官，逗留了三年多时间外，其余六十几年多在闽北武夷、建阳、建安一带著书讲学，因此其刻书，又以阳刻印的数量居多。
朱熹在建阳刻书，日常事务主要交由其婿刘学古、季子朱在打点，门人林择之担任部分发行工作，刻书地点则在建阳崇化书林。《别集》卷五《答学古》书二说：”恳有纸万张，欲印经、子及《近思》、《小学》二仪。然比板样，为经、子则不足，为回（四）书则有余。意欲先取印经、子，分数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余少半数印它书，似亦差便。但纸尚有四千未到，今先发六千幅，便烦一面印造，仍点对，勿令脱版乃佳。余者亦不过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费，有诸卒借请，已恳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给。……库中墨刻，亦各烦支钱买纸打十数本，内《献寿仪》及《永城学记》多得数本不妨，《献寿仪》要者更多也，恐印不办，即续发来不妨。……所印书但以万幅之太半印经、子，其余分印诸书。平分看得几本，此无版数，见不得多少也。临行时，令库中刻一书目，如已了，幸寄来也。”书中对纸张的使用、刻印的多少、工钱的借支均有详细的指示。书中还提到要刻一《书目》，表明朱熹刻书种类甚多，备此书目，是为了方便查考，扩大销售之意。
同时，此书还两次提到”库中”，表明朱熹拥有专门的刻书工场，即书库。此书库何在？就在建阳崇化书坊。这一点，仅从《文集》本身是找不到答案的。嘉靖《建阳县志》卷五载：”同文书院在崇化里，宋乾道间朱熹建，以贮图书，后遭兵燹。”明戴铣《朱子实纪》卷七曰：”同文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书坊，宋乾道间朱子建，以贮书籍。后遭兵燹。元大德五年，泉州总管府推官张光祖重建。”朱熹在建阳建有寒泉精舍、云谷书院、竹林精舍（后改沧州精舍、考亭书院）等书院。寒泉、云谷、考亭、沧州诸名在《文集》中每每可见，唯此同文一名，不见于《文集》，不见于师友门人的书信往来中，何以到明代，忽然冒出此名？答案只有一个，即此所谓”同文书院”乃后人所名。
元代学者熊禾在《闲乐堂记》一文中说：”古襄张侯绍先，雅爱东阳山水，卜居崇川者十余载。岁在辛丑，佐郡温陵。越一年，得告归里，有游倦之心，遂于居之东偏，度地一弓，构堂数楹，与宾客问学自娱。……侯又（于）居之西偏辟室逾百楹，命曰同文书院。”熊禾（1247-1312年），字去非，号退斋，又号勿轩，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建阳人。熊禾距朱熹的时代不远，如果同文书院最早是朱熹的书院，文中对此绝不至于只字不提，因此此同文书院乃元大德五年（1301年）张光祖（字绍先）在朱熹”书库”旧址上重建而命名。
同文书院既为元张光祖所建，朱熹当年所建的”书院”就只能是一刻书作坊，即上文《答学古》书中提到的书库。所谓”以贮图书”，实际上就是刻印图书，收贮书版。后人或以为朱子以”圣人”之尊，竟从事刻书这种不甚光彩的事，出于为尊者讳之意，故含糊其辞地说：”以贮图书”。高令印先生《朱熹事迹考》据此也解释为”这是朱熹的图书馆”。实际上，以朱熹在世时生活之窘迫，哪有可能建此只贮图书、而不在此课授生徒、著书讲学的”书院”？因此，朱熹在建阳刻书，其刻书地点就在崇化坊被后人称为”同文书院”的地方。此处当时无名，朱熹仅以”书库”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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