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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研究要理论先行

作者:开封 韩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了“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建设目标。

《意见》还要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若以2025年底计算,距离这个体系基本形成的要求,仅剩约一年半的时间。

当下,中华文明发源地的考古、探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源地的研究、发掘,其实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从根本上讲,它们各自的“源头”是什么;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源头”的问题。其次,才谈得上如何发掘、传承和创新、弘扬的问题。

古人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涉及以文化的方式,不忘先祖创世功德,继承和发展先祖开创的文化、种族、疆土等问题;“戎”,涉及以武卫的方式,看守先祖创世成果,保护先祖创造的文化、种族、疆土等问题。

可知,无论“祀”是以宗教崇拜、以神道设教,或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面目出现,都包含着“祭祖”文化的基本内含。

如果我们在实施中华文明发源地探源工程,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居然把创造自己民族及人文世界的“创世始祖”丢失了,或者对华夏民族世代相传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大道之源、群经之首”文化不予认同、反而抛弃了,华夏民族哪里还有什么创世历史、地理和文化“源头”可言、可探、可传,实施中华文明发源地探源工程,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系还如何能够深入进行下去。

河南紫雨轩书院发表本人《以伏羲历法规范 探索中华九州源头》(网上搜索可见)的系列研究文章,意在按照《意见》要求,以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创造的、中国最优秀、根本、固有的基因文化为指导,来发掘、探索、论证华夏民族最早居住地、发源地“九州”,及与黄河下游“河济”流域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关系问题。

系列研究文章主要运用上古时期,华夏人文始祖伏羲总结传承的创世观、思想方法、历法法则、天文地理、后世史典记载、考古遗存等传统科学文化知识,对包括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居住建都在内的“河济”“九州”,及其形成原因、历史地理分布、与历法之间的规律性、重大历史事件等,做了一个较为深入、系统、科学的研究论证,形成了华夏民族创世思想与方法,理论与实践,自然与人文,先天与后天,天象与地形,三皇、五帝、夏商诸王与文脉、血脉、地脉、历法之间彼此支撑、印证的研究成果和基本结论。进而,提出了“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发源地‘九州’,在黄河下游以‘河济’流域的为中心”的重要观点。

研究认为,上古时期华夏文明最早发源地“九州”,是华夏民族在伏羲创世思想方法指导下,以“河图洛书”等原始历法为时空定位的、符合自然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类创世文明成果,是华夏民族一切天文地理、人文历史和优秀文化的始点和源头。

因此,研究和定位华夏文明发源之地“九州”,应该也必须以华夏民族最根本的创世观、世界观、哲学思想作指导,符合“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允执阙中”“抱一守中”等创世法则的基本要求。

不然,华夏文明发源地,就没有中国最根本、固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可言。华夏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秀文化史,就失去了自己的创世观、世界观、思想方法的引领;人类共生共存、和合大同目标,就失去了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础,又如何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古国。

这也是我们研究华夏文明最早发源地“九州”过程中,始终遵循伏羲创世思想方法,并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允阙执中”“抱一守中”等创世法则“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因。

试想,假如华夏文明发源之地“九州”的研究,失去了华夏民族创世思想方法的指导,失去了上古历法法则作时空定位的依据,失去了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生共存的天象地形环境,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失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特色,又如何能真正形成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目的。

仔细想来,在华夏民族创世始祖是谁都不曾被认定;创世文化和文明如何鉴别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要实施中华文明发源地探源工程,要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其基础准备工作是何等欠缺和薄弱。

对此,《以伏羲历法规范 探索中华九州源头》文章的系列研究,至少从最低程度弥补了这一遗憾。它体现了华夏民族在人文始祖伏羲创世观、世界观引领下,遵循上古历法规范,在黄河下游的“河济”流域,创造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居住建都“九州”的创世史,符合数千年来华夏民族创世思想方法的本质要求,具有“太极”“和合”“大道”“大同”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涵,也为基本形成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和重要论证依据。

这无论是对充实、完善和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或是对华夏、中原、河南与开封文明发源地探源,都具有十分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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