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 韩鹏
登封阳城与洛阳“天地之中”的地域争论，以两地都是“天地之中”的稀泥，暂时封住了彼此的嘴巴。究其目的，或具有维护登封阳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的“大局”之隐，或具有维护登封阳城、洛阳偃师二里头为“夏都”的佐证需要。
但到底登封阳城与洛阳，是不是上古时期帝王“择中建都”之地，是不是西周天文学家测定无误的“天地之中”，恐怕还需要以历史事实作定论。为此，我谈几点个人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消灭商纣之后，本想在黄河下游的“大邑商”“朝歌”之地，实现“宅兹中国”的“归中”意愿。但是，由于周武王过早去世，以及随后发生在黄河下游“河济”流域的“三监作乱”，周成王和周公为了保证建王都之地的安全，只好被迫放弃了周武王在黄河下游“大邑商”“朝歌”“宅兹中国”的最初想法，改封周公的弟弟康叔在此地建立了“卫国”，国都为周武王发誓“宅兹中国”的“大邑商”“朝歌”之地，已达到拱卫成周的目的；
二、周人的先祖，是夏代孔甲时期的不窋。不窋在夏王孔甲建王都的黄河下游，即汤阴县菜园镇夏都“西河”时期，曾任夏朝的农（田）正官。因孔甲乱国，他不得已自汤阴夏都“西河”，流亡到了甘陕一带的“狄戎”之地。到了商代末期，在周太王亶父制定“翦商”战略指导下，主动归顺商朝，受封为西伯侯，建立了西伯国。商纣王时期，周文王成为了辅佐商朝的三公之一，地位显赫。
回归先祖黄帝、帝喾、后稷、不窋等居住黄河下游，即“河济”流域的“中土”“中国”故土，是周人世代传承的氏族梦想。故有周文王关于西伯国“日不足，唯宿不羕(祥)”，要“求中、得中、归中、执中”，回归黄河下游黄帝、舜帝、上甲微、后稷、不窋故土的《清华简·保训》遗嘱记载和史典印证；
三、周武王在黄河下游的“河济”流域灭商，是践行周文王“求中、得中、归中、执中”遗嘱，回归“河济”流域“中土”“中国”故土的具体行动。而周武王发誓“宅兹中国”，也与黄河下游“河济”流域的“朝歌”“大邑商”、汤阴菜园镇孔甲夏都“西河”、周文王演义后天八卦的汤阴“羑里城”、以及卫国国都“朝歌”“中土”等同在一地。这正与先秦《诗经·殷武》中，“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中土”“至中”“天地之中”文化相符；
四、由于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仅过两年多便过早去世；又由于黄河下游“河济”流域、“大邑商”旧地发生的“三监作乱”，打乱了周武王原定在黄河下游“大邑商”“朝歌”之地，“宅兹中国”、建立西周王都的既定部署。进而，导致周成王和周公不得不重新选定在商周结合部、距离西周较近的“洛邑”，作为建王都的安全之地。
五、华夏民族认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地”；通过“天人合一”的创世思想方法，也只能创造一个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居住的“天地之中”，本与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河图洛书的“中土”、九州的“中州”同地。由此，形成了“天下归一、归中”“择中建都”的大同社会观。所谓后世帝王建都的各地，均是“天地之中”之说，不过是对上古帝王“择中建都”思想文化的一种传承地而已，而不是“择中建都”思想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西周初期，按照华夏民族“择中建都”的正统文化传承，也为满足周文王“求中、得中、归中、执中”，回归先祖“中土”的临终遗愿，必须测量出“天地之中”作“择中建都”的地理定位依据。由此，成为了周公在登封阳城以“土圭测景”重要活动的起因。
六、周公所测的登封阳城“天地之中”，因没有上古帝王居住地“河济”“四渎”等“都会”的风水环境，失去了建王都于“天地之中”的诸多生态条件。于是，只好再通过“卜宅”的方法，最终确定在伊、洛、瀍、涧“四水”之地的洛邑，建立西周王都。
但伊、洛、瀍、涧“四水”之地，并非上古帝王建都时选择的江、河、淮、济“四渎”、或黄河下游“河济”之水，更不是经过天文学家测定“建王都”的“天地之中”。由此，引发了登封与洛阳之间，争夺“天地之中”的历史矛盾，以致于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七、据西周青铜器《何尊》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说明周武王告天的“宅兹中国”誓言，发自被他刚刚消灭的“大邑商”都“天庭”之地。自周武王攻克黄河下游的大邑商、朝歌，发誓“宅兹中国”之时，到周武王去世约有二年多时间；再自周成王继位，到周成王五年四月开始营造洛邑约有五年时间。即使不考虑洛邑王都建成迁入的时间，合计仍有七年。七年之前，无论周公“测景卜中”的登封阳城，或是周公“卜宅求中”洛邑王都，均不在周武王能够超前思想的范围之内，何来周武王“宅兹中国”于登封阳城、或洛邑王都的白日梦说。
周公建西周王都于洛邑，实际上是对自己所测登封阳城“天地之中”、以及自己所编《周礼》中“择中建都”文化的否定。但因西周建王都的洛邑，必须要符合“择中建都”的正统文化要求，必须符合周文王“求中、得中、归中、执中”的临终遗愿定位。所以，表面上又不得不继续承认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也为周武王建王都“勿远天室”的遗愿，找到一个安抚崇拜天地的殷商顽民，稳定西周王朝统治天下的借口。
八、登封阳城的“天地之中”，之所以被其测定人周公所抛弃，因为它不是“河济”“四渎”环绕的“天下中枢”之地，不具有上古时期“四海”“四水”之内“中土”“九州”“中国”的地理环境，失去了借助水运交通治理国家的天然优势。
从本质原因而论，是周公在黄河中游末端登封阳城，错误地测定了“天地之中”。因此，登封阳城作为误测的“天地之中”，除了存在争议很大的大禹建都“阳城”有待深入发掘之外，再无任何帝王在此“天地之中”建都的先例可寻。这体现了历代帝王“择中建都”时，对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的不认可态度。
九、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开元十二年）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开封）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按照“尺有五寸”“极高三十五度”为“定中常数”而论，浚仪岳台更接近“天地之中”。
据明代宋濂《元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中，元代郭守敬“四海测验”记载：开封浚仪“岳台，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晷景长一尺四寸八分……河南府阳城，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弱。”元代郭守敬所测登封阳城、浚仪岳台的数据，与唐代所测数据相同，再次印证了开封“浚仪岳台”更接近“天地之中”，登封阳城“天地之中”再此被淘汰。这也为周公不在登封阳城“择中建都”，找到了根本原因，就是登封阳城不是上古时期帝王真正共居的“天地之中”。
中国、河南一些历史文化学者，误传唐代一行（张遂）、元代郭守敬测定登封阳城为“天地之中”的观点，因此而不攻自破。河南此类中国历史文化和华夏文明探源的做法，大有欺骗中国和世界视听，套取“世界文化遗产”名号之嫌。
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中土”“九州”“中原”“中国”，作为上古时期的华夏文明发源地，被中国、河南的一些歪嘴和尚念偏了地方，导致华夏民族精神家园的“宅兹中国”“中土至中”“河南老家”，无法运用华夏民族的创世思想方法、时空历法、天象地形进行具体的历史地理定位，也为国内关于“河南是历史文化骗子”之说提供了口实，到了应该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综上所述，周公误测的登封阳城，不是上古时期帝王“择中建都”真正的“天地之中”，且为自唐代之后多代天文学家，测定黄河下游、浚仪岳台的“天地之中”，及中国最早“子午线”所取代。黄河中游末端的洛邑，从来就不是周人所测“择中建都”之地的“天地之中”，不过是西周为了保证建王都之地安全，临时以“卜宅”作形式选定所谓“中宅”之地而已。
当周武王在黄河下游通过“牧野之战”，灭商于“大邑商”“朝歌”之地，发誓“宅兹中国”之时，既无“洛邑”的地理存在，也无“成周”的地名产生，处于周武王所言“未定天保”，即“天地之中”、西周“王都”具体位置尚未选定的状态。中国、或河南的一些历史文化专家们，关于“宅兹中国”是指登封阳城、或洛邑的错误观点，实在是认识浅薄的附会之说，却能招摇于天下，实在让中国人、河南人无地自容。
可见，无论是登封阳城、或是洛邑成周，均没有“河济”之间、“四渎”中枢、“水在地中行”的“中土”地理生态环境，也不是以上古时期伏羲所画“河图洛书”的“中数”“中宫”、以及”尺有五寸”“北极高35度”为“常数”定位的“天地之中”。这是我们对比黄河中下游“天地之中”的天象地形，研究登封阳城和洛邑“天地之中”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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