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探源的“地中”问题值得商榷

作者：开封韩鹏

关于古人测定“天地之中”的天文台，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已成为了华夏文明探源中遇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国内有关信息方面的报道来看，中国华夏文明探源工程试图在陕西神卯文化遗址、山西陶寺文化遗址有所突破。

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窃以为，这种探源工程判断“天地之中”天文台，在中原之外的基本理念和思路，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思想完全不符，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考古结论。

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上古时期的观天象、定四时、建历法的天官羲和氏，及其中国最早的天文台，在黄河下游洪水冲积的“东南海之外”的河洲之中，也就是在河南荥阳东部的古渤海与古黄海海底升高后，伏羲划分的九州之中，今为黄河下游冲积华北大平原的首端之地。与南朝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后汉书·张衡传》所引汉代《河图》中，关于“东南神州曰晨土”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对此，传为尧舜禹时期的东夷人伯益所撰《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西晋经学家郭璞所注《山海经•大荒南经》认为：“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所谓“主日月者”，就是中国最早观测天象和日月运行，制定上古历法的伏羲后裔羲和氏族。

依据上述记载分析，羲和氏观测日月运行的天文台，自然也与“东南海之外”的九州同地，既是伏羲划分九州的东南州即神州之位，也是神农氏炎帝建都的“空桑”之地。因此，上古易书《归藏•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旸谷”，也称“阳谷”“阳堌”，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时节，在八方八极的东南方位，传为上古时期太阳升起的东海之地，有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十日鸟，即是个太阳居住的神树为凭，也是夏代十月历的象征。这说明羲和氏“主日月”、观察日月运行，制定历法的天文台之地，在上古时期的“东南海之外”“空桑”之地。

“空桑”，也是八世炎帝榆罔在黄河下游冲积九州上，建立帝都的开封古陈留之地。故南宋著名学者罗泌《路史•后记四》记载：炎帝“榆罔居空桑，空桑为陈留，故《归藏》啟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陈留“空桑”，现为开封杞县空桑村之地。

河南考古学者在杞县“空桑”“阳堌”一带的鹿台岗文化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天文台遗址，距今约4500～4000年的历史，印证了上古时期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羲和氏天文台的存在，也正在尧舜禹时期历法文化的产生地。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时，在杞县鹿台岗一带征集到夏代历法《夏小正》，正与夏人后裔受封的商周时期古杞国、大禹开发的大运（汴）河同地，印证了上古时期羲和氏观测日月运行规律，制定上古历法的天文台，在黄河下游的大运河、汴河（今为惠济河）流域，而不在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历史事实。

二是认定上古时期测定“天地之中”的天文台在何地，古人有一些重要观点和具体做法，值得华夏文明探源时作借鉴：

如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所注古籍《周髀算经•卷上》中，指出:“是时汉都长安，而向不言测影处所。若在长安，则非晷影之正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关增建教授也说:“在中国历史上，长安从来没有取得过地中的地位”。原因在于，陕西长安为古代历法中西方少阴之地，所测晷影不正，不具有天地之中的地理环境和历法条件。

不仅汉代的天文学家，不言汉都长安为晷影正、地之中的天文台之地，就连西周天文学家，身居西周西伯国岐山，也不认可陕西岐山天文台为测量天地之中，所以才在中原登封阳城天文台测定天地之中。这说明周人认可测量天地之中的天文台在中原之地，不在周人发祥地的陕西岐山。

唐代建都长安，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等，均不在陕西西安天文台测量天地之中，仍在中原的开封浚仪岳台天文台南北一线，测定中国最早的子午线和天地之中。唐贞观初年，李淳风在开封浚仪县古岳台测量北极超出地高（北纬）三十四度八分，登封阳城差其四分，为地高三十四度四分，与古代测定北极高三十五度的正常准则最为接近。印证了唐代李淳风关于长安天文台“非晷影之正”，不是“天地之中”天文台的观点。这些情况，都有史典记载西周、唐代天文学家的基本观点、测量数据、具体实践作历史见证。

既然陕西岐山、西安不是测量晷影正、天地之中的天文台之地，甘肃天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山西陶寺等文化遗址所谓测量“地之中”的天文台，就可想而知了。
上古时期以来，帝王将建都之地自称“天地之中”者有多地，而经有古代天文学家精心测量后认定，且历史上从未被“建王都”所否定的“天地之中”和天文台之地，仅有黄河下游上古时期羲和氏观测日月运行、制定历法的开封古陈留，即浚仪岳台一地。

从以上二点分析可知，如果中国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在考古中，试图在中原之外的陕西、山西等地，发掘出测量“天地之中”天文台的想法或做法，似乎有些不着边际，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