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东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三、墨家对“言信行果”的弘扬
如上所述，中国学者对《论语●子路》篇“言必行，信必果”的解释与日本汉学家的理解基本-致，日本汉学家似乎并没有误解。那么是不是世人根本就没有弄懂这句话，周恩来总理赠送田中的话也是断章取义呢?其实并非如此。
日本汉学家对《论语》的理解无误，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其实，“信”为中华传统美德，古已有之，“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也是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齐鸣，对“信的理解与发挥各尽所能，对“言必信，行必果”的评论也出现臧否两论。中国历史上既有儒家士大夫对“言必信，行必果”长期的贬抑，也有墨家侠士持续不断的对“言必信，行必果”精神的激扬。周恩来总理当时是说: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周恩来总理此言并非出自《论语》，而是引自《墨子》。
我们来看墨家侠士一系是如何称颂“言必行，行必果”的。
墨子对“信”的定义与儒家孔孟不同，更为严谨，更为朴素。《墨子●经上》说:“信，言合于意也。”墨家的“信”是指言语真实地表达内心所想,不口是心非，言不由衷 ,亦即要用一颗至诚之心与人进行交流。《墨子●经上》又说:“信，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是说“信”的衡量标准不是人的语言本身，不是看你的语言是否符合逻辑理论，而是看其实际效果，看其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比如告诉人城上有金，别人察看之后果然可以得之金,如此才可以称之为“信”。
墨子对“言必信，行必果”的评价也与孔孟明显不同。《墨子●兼爱下》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说:出言一定要讲信用，行为一定要讲结果，言行一定要像符节一样相合，无言不信，无行不果。《墨子●修身》篇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分析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因果联系。于光远(1915-2013) 将此句简化为“志强智达，言信行果”八字格言。’在墨家思想中“诺”是与“信”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墨子●经说上》释之为“言务成之”,意为说出来的话就务必实行，或曰作出的承诺必须兑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是墨家对侠士的基本要求。
《吕氏春秋●上德》记载者是墨家侠士“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传奇。墨家巨子孟胜与楚国阳城君是好友，阳城君外出时令盂胜守护其领地，并将一个叫璜的玉器分成两半当做信符，将一半交结孟胜并吩咐他“符合听之”。此时，楚悼王去世，吴起失势，之前妒恨吴起的众大臣群起作乱要杀这位名将，吴起故意伏在楚悼王遗体上，结果终被乱箭射杀，同时有些箭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楚国有法律，毁坏王尸是大罪，罪连三族。楚肃王即位，宣誓要杀光“射吴起并中王尸者”，共有70多个家族被牵连。阳城君也是其中之一。阳城君闻知消息后逃跑。楚肃王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地，当然并没有阳城君的“符令”。孟胜认为受阳城君所托，与阳城君有约，现无法守护其属地，只能以死示信。其弟子徐弱劝告孟胜，死亦对阳城君无任何益处，且此举将令墨家丧失巨子，有可能“绝墨者于世”。孟胜却认为他与阳城君的关系非浅，若不死，将来恐怕没人会信任墨者;并说他会将巨子之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不怕墨者绝世。徐弱听了孟胜的话，先去赴死。孟胜令三位使者传巨子之位于宋国的田襄子，然后赴死，跟随孟胜赴死者有180多人。三位使者在完成传巨子位于田襄子后，又要折返楚国与孟胜共同赴死。田襄子以刚接任的巨子身份命令三人留下，但三使者拒绝从命，依然慷慨赴死。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曾学儒者之业，曾受孔子之术，但上述墨家为诚信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恐怕是儒家所万万难以接受的。冯友兰(1895-1990) 指出儒家与墨家同源，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新产生的“士”阶层。儒是文士，教人读诗书习礼乐，红白喜事也给人赞礼。另有一类武士，是帮人打仗打架的专家，是“言必信，行必果” 的侠士，组成了比较严密的团体，内部纪律严明。墨家即源出此等人中。有学者认为“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不少人认为这是儒家信条，其实墨子可能提出得更早些。”其实应该说因为墨家天生的属性，其对“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更为执着。
继墨家之后而起的是游侠。司马迁(前145-前87)以其“救人於戹， 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而特作《游侠列传》予以褒扬。司马迁由衷的称赞说:今游快，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赶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郭沫若认为: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故在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直到现在的江湖人士也还保存着这个传统。
“信”是商品贸易经济的命脉，由此不难理解秦汉时期游侠对“言必信，行必果”精神的坚持。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步确立其支配地位，宋元以后成为中国上层文化的代表;墨俠精神受到统治者的贬压，成为中国下层文化或民间文化的代表。有学者将民间墨俠传统与上层社会泛儒文化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计利害而侠者忘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异。侠“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甚至断言“国亡于儒而兴于侠，人死于儒而生于侠。”这里有对墨俠的偏爱，但就儒墨对“信”的不同态度上有一定的道理。
儒家“信”的德目在理论上有气偏重道德伦理的特点，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其致命的弱点。儒家“贞而不谅”的权变观与视“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的态度，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诚信精神的健全。宋代学者张九成已经担心:使学者鄙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自好者将无所适从，而奸人者将假此言以济其诞妄滑稽之欲矣。
严复(1854-1921)在其《原强》中更有详细的控诉:今夫中国人詈诟人也，骂日畜产，可谓极矣。而在西人，则莫须有之词也。而试入其国，而骂人日无信之诳子，或曰无勇之怯夫，则朝言出口，而挑斗相死之书已暮下矣。何则?彼固以是为至辱，而较之畜产万万有加焉，故宁相死而不可以并存也。而我中国，则言信行果仅成硁硁小人，君子弗尚也。盖东西二洲，其风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
晚睛以来，墨学复兴。孙论让(188 1908)著《墨子问话》，首倡墨子”“勇于振世救弊”的入世精神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献身精神。梁启超(1873-1929)取墨者“任侠”之义，自名任公，极力鼓吹“墨学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1889-1927)、胡适(1891-1962)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等人都极力鼓吹墨学的现代意义，尊墨抑儒已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据说毛泽东的思想人格也深受墨家文化影响。毛泽东用“辩证唯物论大家”来形容墨子，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毛泽东思想性格中最具特色的几个方面，如任侠精神、实践精神以及重质轻文等都可以在墨家人格中找到源头。
在上述墨学复归的影响下，反儒家《论语》之道而大引《墨子》名言也属于情理之中。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发端及其略传》中称赞传主之人品:“正直谨严，言信行果”。“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文中自赞: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这些称颂“言必信，行必果”的引文应该都是出自《墨子》，而不会是《论语》。有回忆文说1972年周恩来送给田中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语其实也是毛泽东说的，更可以证明它只能是出自《墨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其层级性及多样性。日本及国外汉学家往往只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层文化的泛儒特色， 国内学者大多也只致力于儒释道融合的所谓“大传统”的解构与分析，长期忽视了以墨俠精神为代表的下层文化、民间文化的存在。“大传统”中也有不少糟粕必须予以剔除，“小传统”中也不乏精华需要我们予以继承和弘扬。不只是“言必信，行必果”，勤俭刻苦、强力从事、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一往无前、无私奉献、身体力行、肝胆相照、视死如归、舍己为人、除暴安良、雷厉风行、精诚团结、助人为乐、扶贫济困、急人所难，助人厄困等等，都是墨子侠肝义胆精神的反映，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