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金鸿 青岛大学哲学与历史学院

摘要:向中国传统寻求智慧，从传统文化汲取可资借鉴的有效合理资源，向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不失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主要思路。以兼爱天下为旗帜的墨家能够为此提供思想智慧。墨家的“融利为义”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兼爱与公正并举”之说具有旗帜功能；“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一体”呈现内在价值;积极守御，为人类命运关同体建构提供技术、制度保障。

关键词:墨家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在不同学科、领域有着不同含义。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具有同质特征的家庭、城邦共同体，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雷德菲尔德等按照发展进程把共同体分为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强调居民生活区域空间，都是在强调基于相同的原材料做成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体。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就寄子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曾经的共同体在一些学者那里成为再也回不去的家园，或者成为乌托邦。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底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行动，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渐次构筑苑围广阔的同心圆。从规划蓝图到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具体措施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最兵吸引力的新理念。那么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共同体?需要的是“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穷、共同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向中国传统寻求智慧，从传统文化吸取可资借鉴的有效合理资源，向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不失为当今学者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主要思路。世人也把目光投入了以兼爱天下为旗帜的墨家，那么墨家可以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哪些当代智慧呢?

一、融利为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墨家所倡导的“义”，是体现“天志”，具有独立性、至高无上、不依附任何其它物存在的概念，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治图理政安天下的理念。墨家的十大主张，几乎都是以此为底蕴而展开的。

墨家所言“义”首先蕴含着利。“义，利也。不义，害也。”(《墨子·大取》)“利，所得而喜也。”(《墨子·节葬下》)“义”，必然带来利，“义”是衡量、评价行为的最高尺度，即“为天下兴大利，为天下除大害”，“利”与“不利”、“害”为对立，而不是与“义”为对立，不能带来利的不能称为“义”。诚如罗马学者西寒罗所主张的那样。义利在墨家也几乎是一回事，行义是在利人、爱人，利人也是在行义、爱人，而且爱人与爱己具有对等性与互惠性。所谓“义利取合”问题则是个伪命题。其次，“义”着重于群体、整体福利。“义”是利国、利民、利天下的“公利”，所作所为“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让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墨子·尚同上》，又是以天下之治，成人所急，实现天下全体人的利益为前提的，体现一种高度群体性的功利主义，是有助于福国家、治刑政、安社稷的作用。其三，“义”的超利益性。不同于传统汉字“羲”，墨家写为“羛”字，上面是羊，下面却是弗，具有“去我”“无我”之意。正因为无我无己，才使得墨家可以超越血缘族亲界限，超越一家一国利益，表现出更为积极、彻底的救世、奉献精神。他们“席不待暖，摩顶放踵，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然后义事
成也。

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能有可能发展为世界问题，各国人民利益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只不过这个利益共同体不再是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寻求发展共同的基础，合作调和利益并寻求对理想与目的的共同义务，超越或思考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墨家从“行义”乃是“两全”之举入手，阐明“兼相爱，交相利”应该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迪。“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只有大家彼此帮助、相互关爱，各尽其能，同心协力，才能共渡危急、共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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