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彤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摘要:墨子是生态文明的思想先驱，其十大主张可以统一在和平主义的框架之中。只有保持长久的人类和平，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与续存。对和平的威胁便是出于私心的“争”，而争的原因又在于资源不足。为了实现和平，需要在克己、守义和敬天三方面努力，为不必争、不敢争，不愿争创造精神条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属于克已范畴，促使人们减少索取。兼爱、非攻、非命属守义范畴，教导人们抑制伤害。天志、明鬼属于敬天范畴，要求人们提升境界。有了这些努力，人就逐渐走向“自己不作恶”“不让他人作恶”以及“借助超自然力量防止人类作恶”，从而实现和平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关键词:生态文明;和平主义;克己;守义;敬天

墨子是古代学者中通天人之学，行文武之道的全才典范，从后工业社会的视角，可以将他列为倡导生态文明的世界性先驱。其思想形态是和平主义，而实践路径则是克己、守义与敬天。不难看墨子远远走在时代前列，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墨学被历史的尘埃长期覆盖，然而，其灿烂的光辉却不曾一日被追求进步的理想主义者所遗忘。非攻、兼爱是墨学的两块基石，非攻之意除了不侵略，还有反侵略与创造永久和平条件的深刻内涵。兼爱不限于无差等爱人类的善者情怀，也蕴含着爱自然、守规律的智者理性。非攻、兼爱、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主张，概括起来便是“自己不作恶”、“不让他人作恶”以及“信助超自然力量防止人类作恶”，其直接目的是和平，终极理想则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己身心和谐的生态文明。

一、克己:减少索取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不争”，但纵观古今中外，争是人类本性，其根源在于生活资源的短缺。如果资源充足人类便不必争;若力量平衡，人类也不敢争;–旦道德高尚，人类更不愿争。但争的根本原因还是资源不足，增强力量和提高道德水准则是不得己的自我要求。因此为了和平，首先要在缓解资源短缺这个基本问题上下功夫。在墨子看来，“尚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贤者无非有德有才，有德者节俭不贪，减少消耗;有才者创新进取，增益财富，两相推进，资源问题自然有所缓解。考虑到贤者在人群中属于少数，为了扩大贤者力度，他又提出“尚同”主张，希望由贤者治理社会，公众向贤者看齐，发挥群体力量，使人间的德才之能最大化释放。

在实践层面，墨子提出“节用”与“节葬”的指导思想，从生与死两方面鼓励人们节俭、朴素、缓解资源压力，从而避免或减少为生计而战的悲剧，增加和平的可能性。“非乐”可以看做是前面两个观点的进一步深化，通过此举，尽力将资源消耗控制在最低水平。当下流行的一句自然保护公益广告语“没有买卖，便没有杀害”，可以说就是墨子上述思想的现代版。生态系统是自在、自为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法则调控着它，不需要人类操心。对人类来说，就是管好自己，不要给生态制造麻烦。而生态文明实际上就是说的人类行为，不谈自己，只是超然地从地球自然的生态系统视角讨论如何看待其规律，如何维护其平衡，都是没有意义的。人才是生态系统最大责任者，因为它是地球的主宰，如同当年的恐龙。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是真正生态文明的伟大先驱，他清晰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不控制私欲，妄谈环境保护与人际和谐，都是言不由哀、不负责任的空话，真正解决问题之道就是从控制自己超出实际需要的欲望入手，点滴努力，形成个人习惯，再通过法律程序，构成社会制度，从而保证个人行为朝向有利于社会公德的方向讲化。在东方世界，有两次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成功变法，一次是中国战国末期的“商鞅(孝公)变法”，另一次则是19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前者推进了中国的统一，后者则引导日本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是商鞅培育的社会风尚，而“摒弃私德，倡导公德”则是福泽谕吉主张的时代精神。孙中山的“大公无私”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也都闪耀着生态文明的理性光辉。而这些不同风格的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均与墨子相通。

二、守义:抑制伤害

有了前面的公心，公德做基础，“兼爱”便自然而然成为价值准绳，只有利他才能生“爱”，而利他的土填只能是“公而忘私”的社会氛围。兼爱是公德的情感体现，有差等的爱则可以看作私德的情感体现，两者都有利他精神，都不是自然的爱我表现，但兼爱是利大他，差等之爱则是利小他，大他为公，而小他则依然摆脱不掉私的花畴。任何情感都有其习惯性心理定势的影响，“非攻”是公心的行为方式，当内心无私之时，便不会有攻的念头，无此念便不会有此行，当此念非常坚定强烈之时，不仅自己不攻，还会抵制他人之攻。”非命”是对自我意志力量的肯定，也是对逃避责任之借口的否定。只要奋发有为，就没有什么会中注定的因素能够阻挡你的脚步。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公”“义”“私””利”并用，不难看出，在我们的下意识中，先有公后有义，而私与利则是另一对孪生兄弟。在墨子的思想逻辑中，人生目标是永久和平的幸福生活，路径是为避免资源缺乏导致的“争”而开源节流，切入点则是兴公而灭私。并进而指出，兴公的第一步是从克制自我之私开始，机制是兼爱之心的培养;然后抵制他人之私，反对出于私利的进攻;最后不让自己，也不让他人有任何损公肥私的借口，用非命断掉所有的退路。这些认识范畴绪构严谨，实践性强，一环紧扣一环，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是墨家为人类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除了完备的理性安排，墨子还为他的和平主义配置了坚定的意志保障，他教导人们”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赴汤蹈刃，足不悬踵”。字里行间，涌动着勇士仗义的壮烈情怀。不仅这么说，也真的这么做。墨子本人亲自到楚国，通过与公输班的沙盘对抗，大智大勇地阻挡了楚王意欲对宋国发动的进攻，捍卫了和平。墨家不仅具有和平主义理想与止战扶弱的尚武精神，而且熟悉军事科学与军事技术，从而为自身理想莫定了可靠的实力基础，并非空谈一族。墨子的和平主义从境界上看，是坚定与真诚的，从体系上看，是理论到实践贯通的。虽其在历史的天空长期处于隐学，但难遮望眼的道德与 智慧星光依然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力量，使高尚不离我们远去。

三、敬天:提升境界

墨子虽然具有理想主义情怀，但也非常清醒和富于理性，对人性的弱点心中有数。尽管他极力主张克己和守义，防止破坏生态乎衡的情况发生，以保证和平能够实现和持久，但也对人类的自律能力有所担心，故此引入“天志”和“明鬼”这两种超越人力的他律之力，作为一旦自律失效的最后保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如果说墨子的前面八大思想都属于理性范畴的话，那么最后这两个则属于信仰范畴。前面的内容都可以通过逻辑与常识予以证明，但后面两者则不能如此实现，只能依托信念与期望。

没有天志，人就不能自律，和平就无保证，前面的一系列观念便失去了基础。因此尽管无法理性证明，但从实践需要出发，人们愿意相信天志存在。而鬼神与人们的距离较近，一方面它与天志之间具有一定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与部分人的生活体验有着或多或少、若即若离的牵涉，在这里理性与信仰借助这一模糊地带关联起来，并通过学理论证与实践体验得以强化。于是人们的境界在敬天重神的氛围中得以提升，有效地对信众形成了外在的他律之力，强化了和平主义的基础。

若从线性思维的角度来看，墨学内部也存在可普遍实证的理性与不可普遍实证的信仰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张力，让人心处在一种动态的激荡，而非静态的稳定之中。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十分自然的状态，人们必须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不断寻找平衡，在矛盾中根据当下条件，把握各种”机点”。可以说任何一个学术体系均难免这样的矛盾和机点，人们因时随势，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建立理性与信仰兼备的思想框架，以做出遂其心愿的选择，如同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以及数学中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对一个思想家及其学术体系如何评价，重在实践价值，而无法苛求它是否具有完全无矛盾的纯粹理性，对墨家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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