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冬青

钱穆先生也认为，“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由此观之，各民族文明与文化之路向皆无不对，亦皆无不合时宜。所以出现文化路向上之优劣强弱，乃因世界地理大发现影响下各地区文明互动而产生之冲突所致。梁漱溟先生认为将文化路向的不同归根于地理环境大地简单化，不能作为操求其根本问题的答案。此说虽不无道理，然而，若舍此避而不谈，而将文化路向之异视为先天即定、不可变易之因，则亦未免失之武断。

学界常以西方重宇宙论与本体论哲学，而中国重政治论与人生论哲学。此说固然不差。然而，若将这一特点无限放大，却未免太过偏颇。各民族各地区文发明展初期，所遭遇问题与困感之方方面面必然通通存在，不过因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诸方面之影响，其后之发展各有侧重而已。比如关于事物的本原问题，在《庄子》中就进行过这样的探讨: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此段议论，或是中国古代关于事物本原问题的一个最为正面的思索。然而，《庄子》以及之后的思想家都没有由此而生发出“第一动力”之说。相反，中国人之思维更愿意将其表说为“俄雨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并且认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尽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遇到此种问题，中国人总是巧妙地将其回避。“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望前看而向旁边看。”问题并非无有，实乃无意劳心于此。同样，若因西方重本体之论而言其无人生哲学，亦是走向另一处极端。

(二)舍短取长，相辅为用

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百家之学虽途径各异，然其旨归趋同。同于何处?天下大治，自君王以至百姓，皆得以安身立命。班固于《汉书》中谓九流之学“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此言诸子之学虽治学各有侧重，路向不同，然亦可相互补益，共臻佳境。“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关于古代学术流派相互非难攻击这一现象，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到:“学术思想，恒由浑而之画。古代哲学，笼统而不分家，盖由研究尚未精密之故。东周以降，社会情形，日益复杂；人类之思想，遂随之而日益发皇。各方面皆有研究之人，其所发明，自非前人所能逮矣。然崇其所善，遂忘他方面之重要，则亦有弊。而苟非高瞻远瞩之士，往往不免囿于一偏，诸子之学，后来所以互相攻击者以此。”此说认为诸子之学之所以相互攻击，是因为学说发展各有侧重，在推崇一端之时又为其所限，囿于一偏，难以通达事理。诸家学说“各有其安立之处所，自各有其所适用之范围。正犹夏葛冬裘，渴饮饥食，事虽殊而理则一，当相为用，不当互相排也。”此言针对各家相互攻击而立。然古可用于先秦诸子之学，今乃可用于世界中西之学。“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而所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摒弃偏见，博采众长，方为正道。

(三)回顾传统，探资求源

中西文化各树一帜，各引一端。近世以来，受“西学”之影响，遂有“国学”之说。对本族文化怀抱热忱之士，往往意欲证明“国学”之博大精深。此本无可厚非，然亦难免陷一误区，即执着于“古已有之”之念。海德格尔之思想，老子有之;尼采之思想，庄子有之;叔本华之思想，禅宗有之;马基雅维利之思想，韩非子有之;科学与逻辑之思想，墨子有之;等等等等。以西学之概念、思维、标准搜寻中华古史典籍，每得一处，便言“古已有之”。凡此种种，皆欲证明诸般文化成果，我中华民族均毫不逊色，甚至比西方要早数百上千年。殊不知此等做法，恰证明内心深处之文化自卑。中华文化所以有其独特之魅力，或许恰是因其诸多方面与西方路向态度与评价标准不同所致。一味比附，却欲彰明所谓文化自信，只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

当然，此说亦应以中庸之态度视之。摒弃偏见、博采众长固然必要，然应厘清本末。依托传统,方能使文化学说不离自家根本。“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自近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百般屈辱。除去割地赔款，尽失文化自信。及至甲午中日战争，国人自信几乎丧失殆尽。国难之下，国人救亡图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维新变法”而终至“全盘西化”。此过程虽使国门日开，然未免失之矫枉过正，以致对本民族固有之文化批判太过。在此过程中，西方一些概念亦发生异化。如对于“科学”推崇太过，乃至“科学”逐渐变成“合理”、“正确”之意，不“科学”即为反对真理，不“科学”即为歪理谬说。如此迷信“科学”，恐怕最不“科学”。

时至今日，我们应加以反思:诸般成果，既然“古已有之”，却为何千百年来未得紧密之传承与长足之发展?我们是对往圣之绝学有所承继，抑或是因西学冲击而复古之心大起?仅仅看到“古已有之”远远不够，尚须探寻其背后之内在机理，如此方可反躬自省，致于正途。吕思勉先生曾发言感叹:“《墨子》之《经》《经说》《大取》《小取》诸篇，昔几无人能读，今则可解者十七八，即由得欧西论理之学,以相参证也。”一方面，由于借助西方逻辑学知识，使我国传统墨辩逻辑体系能够得以重新解读，不可不谓是一大快事;然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自身之文化成果千百年来无人问津，最终却只有通过外来文化之辅助方能破解，又未尝不是一大悲哀。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宝库，我们面对当下问题，确应回顾传统，以探资求源。当初接引佛教入中土既获成功，如今接引西学入中土，亦未为不可。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