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东平县委党校 王玉堂

2.碑文中“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说明东汉时期仍然儒墨并称，可以在学校公开传授墨家学说。这与《墨子志》中“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学说完全退出了官方学术讲坛”的记载明显不符。

3.蜀鲁两地相距甚远，在当时传播手段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李君能够“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说明墨学在当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与两汉时期的史料记载“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西汉·刘安:《淮南子·俶真训》)、“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西汉·桓宽:《盐铁论·晁错第八》)、“非有仲尼、墨翟之贤”(西汉·贾谊:《过秦论》)、“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儒家不从，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示不负死以观生也”(东汉·王充:《论衡·薄葬篇》)等可以相互映证。及至东晋时期，葛洪在《神仙传》中称墨子为“地仙”，虽然荒谬，但也从侧面说明，墨家的组织形态虽已不复存在，但墨家的学说一直在传诵，墨家的影响力一直在延续。

4.把“同心齐鲁，诱进儒墨”与“称儒重能”联系起来看，东汉时期的墨学非但没有中绝，而且十分活跃，只是渐渐衰微罢了。这意味着秦汉思想史需要重新审视。

5.碑文中“称儒重能”“倚席旋意，鑽卯孔门”，说明墨家的地位大不如前，儒家学说成了主导。

6.史学界通常认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墨学即被贬抑，几成绝学。这与碑文记载的事实不符。如果墨家真的受到统治者的打压、贬抑，作为郡守的李君，身为朝廷命官，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诱进儒墨”，也就是说，墨家因统治者打压而中绝的说法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如果统治者真的对墨家了进行打压，打压的也不应该是墨家的学说，而是墨家与统治者作对的某些人，如后期墨家钜子孟胜等人。

笔者据此认为，墨学由显而绝是自然衰微的结果，与统治者的打压并无太多联系，其直接原因在于缺乏传承与创新。先秦时期，墨家素以“轻生死、重然诺，言必信、行必果”而著称，大批精英弟子为践行其“兼爱”“非攻”主张而在战争中死亡。到了荀子时代，墨家已经没有了像儒家孟子、荀子这样能够担当传承重任的大师级人物。加上后期墨家内部严重分化，“俱诵《墨经》面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庄子·天下》)，形不成统一意志，在儒墨论战的过程中，墨家没有了话语权，自然占不了上风。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责难墨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在《解蔽》中批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国富》和《乐论》中批驳墨子节用、非乐等主张，墨家无人出来应辩。这也就使得墨家学说渐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衰微了。

墨学衰微但并没有中绝，而是后期融入了道家，为道家所吸收、利用，并使(墨子》收入《道藏》中得以保存下来。这可以从道教内流传的《墨子枕中五行记》《墨子枕中记抄》《墨子院内五行纪要》《墨子五行秘术》《墨子丹法》等托名墨子的著作中得到佐证。事实上，墨家没有消失，更没有销声匿迹，墨家的思想一直在传承，并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我国劳动人民具有的那种勤俭刻苦、强力从事、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不畏牺牲、言信行果、先人后己、先天下后个人、一往无前，无私奉献的思想品格，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风范，都是墨家精神的生动写照，只是墨家这些思想、主张早已成为“集体的无意识”，所以人们终身行之而不自知罢了。

7.碑文“同心齐鲁，诱进儒墨”为墨子是鲁国人提供了新的佐证。墨子是哪里人?史料中没有记载，后人长期争论不休，至今难以定论。有鲁国说、鲁阳说、宋人说、齐人说，甚至还有离奇的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等等。《李君碑》的出土，为墨子是鲁国人(东鲁)而非鲁阳人(西鲁)增添了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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