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闫春新 王希伟

董仲舒认为“天心爱人”，所以要求“人主者法天而行”,“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穿渎之泻于海也。”(《春秋繁露·考功名》)在董仲舒看来，“天乃人之曾祖父”，当然是爱人的，是“兴利除害”的，而“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故圣人天子与天同志。只要“圣人法天而立道”，“博爱而无私，布德施人以厚之”，就能受到天的佑助:“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反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他还以历史上的例子加以证明:“文王顺天理物”,“爱施兆民，天下归之”，而桀纣“骄溢行侈”“夺民财食”故祸及身。这与《墨子·法仪》所举的天赏善罚恶的例子完全相同:“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 ······ 故天福之，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 其贼人多，故天祸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的灾异学说如同墨家的天志规矩论一样，乃是在特定条件下规范人君的工具，天志实际上是一种人的意志手段，但董仲舒论证的天和墨家的天内涵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墨子·法仪》篇说:“天下无大国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又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也就是说在墨家思想中，天赏天罚不仅仅是针对统治者即“天子”的，还针对普通的老百姓。

在董仲舒的学说中，由于时代的需要，他在构建学说时，比较注重对君主的约束。就像他说的那样:“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就是针对的君主。那么怎么知道它主要是针对君主呢?从他的话里可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因此说董仲舒吸收了墨家天志学说的天赏天罚思想，在天的具体内涵上又进行了改造，主要把天人思想用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希望君主在灾异、谴告面前自省，为天下苍生的福利而能有所作为。

董仲舒把墨家的天志说吸收后改造为他自己的灾异、谴告说，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的。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宏阔的理论，而一直以来的天论及敬天畏天心理在被先秦诸子论说发展后，为董仲舒提供了可鉴的来源。因此说他的天人思想除了主要渊源于先秦儒学及外儒家六经外，还大量的吸收了墨子的天志学说，受墨子天志说影响较大。

三、结语

自商周以来中国人即崇尚“天命”，但那时候的人是“畏天命”。天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既是自然神也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之神。到了墨子那里发展为天志学说，把天作为治世理想的“规矩”，而且，天成为一个至上人格神。董仲舒在继承墨子天志学说的基础上，在把握时代的脉搏下，发展为他的天人思想。他认为人和君都是“法天而行”的。天与人有相类之处，阐述为“天人合一”。

天与人有感应之处，发展为其天人思想体系中的“灾异学说”，灾异学说的目的也是制约君主的行为。在这一点上他和墨子的目的是相同的。董仲舒提出的灾异学说和墨子髙举天志学说为旗帜一样，都是造成一个尚同一统的理想世界。

董仲舒与墨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发展了墨子思想中天的内涵，使天成为一个自然神、人格神、至上神，使天的内涵更为丰满，其天人思想也成为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董仲舒阐发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不但影响中国的政治思想，更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从中华文明演进的角度审视，董仲舒的天人学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史意义。”可以说，这是墨子和董仲舒共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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