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枣庄学院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杨国强
首先，结合时代需求，做好《墨子》复译工作。在《墨子》英译史上虽涌现出十多个译本，但大多年代久远，最新的艾乔恩·约翰斯顿译本离现在也有近十年了。而且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和语境的制约，原有译本中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还有很多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包通法(2007)更是一言以蔽之:“毋庸忌言,在我国翻译界，特别是汉典籍外译的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循着百方哲学文化传系的“规矩”和“模子’进行。”不管是主观上造成的，还是客观上导致的，对此，我们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体系上，重新赋予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2000年后，墨家学术重新展露出新的光芒。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但在译作中却没有得到全方位的表现
《墨子》典籍外译事业仍然任重道远，原有的译本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需求,“无论是在语言转换，还是在内容表达方面都有必要根据当今读者的需求重新规范，与时俱进。”(王宏，2006)这对于墨家文化的有效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应该说是十分关键的。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近4年，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涉及官方语言近 60种，大部分属非通用语种。虽然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可以通过英语等通用语种转译实现，但这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误导和曲解。要推动墨家文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必须做好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文化典籍的多语种翻译工作，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目前，除了英语版，其他语种的翻译还是差得很多，有的甚至还是空白。这与当前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其次，笔者通过仔细查阅历史资料，发现国内外的《墨子》译本均以墨子核心思想翻译为主，基本涉及墨子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目前只有葛瑞汉(A.C.Graham)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两人有所涉猎。著名汉学家葛瑞汉在《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一书中翻译了《墨经》中的四篇。葛瑞汉对《墨经》的翻译实质上是一种解释性翻译，基于在史料的掌握、文献的运用、语言的考证和思想的分析上深厚的功力，加上他对《墨经》术语及句型等的研究重构了《墨经》文本。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II，1980)中翻译了《经上》和《经下》部分片段。李约瑟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多个版本的《墨子》英译译文、旁征博引。换言之，他通过对比不同译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原文的理解创造了自己的译本。(廖志阳，2013)
季羡林曾说过，墨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在哲学、教育、科学、逻辑、军事防御等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也曾高度赞扬墨子的科技成就，认为早在2300 多年前《墨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这就决定了《墨子》典籍文本具有积极重要的科学应用价值。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加强墨学与自然国学界的学术交流，深度挖掘墨学的科技思维理念，借助科技翻译积极对外推广，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不仅是坚持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更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
最后，推动墨家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了保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对传播的内容要有所取舍。要基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认真分析、明确向世界传播的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充分发掘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的世界价值，并在全社会普及汉语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原则，即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前提，避免文化的’古董化’、’博物馆化”、’异国情调化’及’原生态化’，做到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乃弗失固有之血脉。’在保持中国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传播不断创新的文化内涵。”(孙宜学，2014)墨家文化也面临着传播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墨学外译也要从外译内容、翻译策略、译介主体、传播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推动墨家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从外译内容方面讲，要有所取舍，一方面固然要加强《墨子》外译工作，但还有很多其他富有影响力的墨家文化研究及阐释著作，对于这些专著也应加强外译，这将有助于更好的传播墨家文化;另一方面不能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充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面向不同受众对文本进行改编，多出译节本、改译本，比如儿童绘本、历史读物等，将墨家的和平共处、人人平等、兼容并包等人文主义思想及其科技思维理念传播出去:从翻译策略方面讲，在当前阶段，在策略的使用上应充分考虑外国受众的审美及阅读习惯，适当做出妥协，主要采取归化策略，通过淡化“异国情调”，能够有效减少外国受众在阅读时产生的厌恶感和突兀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不要再犯英国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Medouga11(2007)指出的“翻译决策的失误”“读者对象的误置”等错误;译介主体方面，提倡中外译者合译的模式:在中国译者的配合下，充分发挥外国译者的作用，加强墨家文化的有效译介;传播途径和方式方面，进一步加大引进和开发先进传播技术的力度，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培养熟悉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新闻传播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分发挥海外媒体尤其是华人媒体的作用。另外，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一些新兴理论成果，比如近几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视觉文化。赵彦春将国学经典外译与视觉、听觉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我国墨学文化外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结语
墨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正与 “迄今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和新丝路精神相奖合。当前，可以把墨家文化外译作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切入点，对照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有必要将这些与当今时代共鸣的契合点挖掘出来，通过有效的跨文化翻译传播出去，借助墨家文化的软力量填补沿线各国问的鸿沟，凝心聚力，融通世界，既可拓展我国典籍外译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也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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