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秩

朱子一生自强不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而又虚怀若谷，在他历经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在位则纵横奋搏，不甘寂寞；在野则著书立说，倡道拯心。他不甘做一个超世隐遁的晦士，他把学道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作好人，而不是为了作贵人。””庆元党禁”韩诧胄驱逐赵汝愚，朱子在奏章中慷慨陈辞准备投书，学生亲朋戚友份份苦苦劝阻，最后蔡元定谏请用”易，以著决之”，占得”遁”之，”家人”使他沉默无言了。

卦上说的是”遁而在后尾之状，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朱子烧了奏稿自号遁翁，但他又投书参知政事郑侨，表白自己仍准备冒死上书抗论，无法做到”晦处静俟”，可见他对待卜筮，并不顽固执着，而是服从于坚定的人生，服从于道义。”横渠云：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极好。””敬以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义以方外，是见得是处，决定是恁地，不是处，决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须是自将去做工夫。”这就是朱子的读易行易吧。

（四）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

朱子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对易经也有某些不明白的地方，不过他很实事求是，不懂就存疑，不去强为之解；他在注释《周易》的过程中，对六十四卦卦爻之辞抱着严谨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象》、《象》、《系辞》等”大传”有疑问就提出疑问，如注《明夷》六四爻辞”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本义》说：”此爻之义未详”，注《震》六二爻”震来历，亿丧贝，于九陵，易逐，七日得”。

《本义》说：”‘亿’字未详。注《需》卦上六爻《象》:”虽不当位，未大失也'”，说：”以阴居上，是为当位，不当位，未详。”并对”九陵”、”七日”之象，亦曰未详，并不妄加自己的推测，强为解释。在作《周易参同契注》中对《参同契》中的”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他注道，这是说内丹”入口”，是什么意思，弄不清楚。这种求实的精神，不牵强附会的治学态度是极为可贵的。

（五）对自然科学的探索。

任何一位大哲学家或一种哲学思潮，都是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朱子自然不例外。他与蔡元定合作写成《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把象数与术数、《易》学与丹学统一起来，他这种理性哲学的头脑，使他超越了对丹家修炼长生的虚幻追求，推动了他对自然科学的深入钻研。朱子自精读了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后，曾在家里仿建了一座浑天仪，还曾尝试重建北宋的水力驱动钟，并设想要自创一种观测天象的球仪，企图纠正历来天文家的失误与不精确。在古田杉洋地下，曾发现朱子夜观星象的聚星台和石室的遗址。

他重视天文的实际观测，并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预见性的思想，他曾认为天运于外，地随天转；地在天中，不在天下；地形似馒头，而非平面；天是阴阳之气，星不贴天；月受日光而明，星自发光；”山河大地初生时，尚须软在”等等，都显示了朱子不同凡响的深邃的科学眼光。他提出过自己的宇宙生化说。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一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又说：”天运不息，昼夜转辗，故地榷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伫，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

朱子这些格物穷理的精神，已经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精神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沟通。他那张阴阳回互相抱的《古太极图》，已成为他具备科学头脑的象征。莱布尼兹、玻尔、普利高津、杨振宁、李政道、汤川树秀等著名科学家声称他们的科学发现不同程度地受到《周易》的影响。玻尔宣称，他的星子理论的互补概念同东方古典文化的太极阴阳思想有惊人的一致。莱布尼兹二进制的数学与易图也有惊人的相似。二进制只有0与1两个数字；易图只有阴爻阳爻两个符号。

二进制的0与1动态排列组合，可以演出一切数字的算术变化；而易图的太极阴阳矛盾对立，动则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经两相重组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二进制的数字变化成为今天计算机的理论基础。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热情地感叹：”也许这种现代的欧州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朱子对当时以及前人的一些科学成果、科学知识采取兼容并蓄、广为吸收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观察，对《黄帝内经》、《灵宪》，以及历代的《天文志》作了广泛的研究，并根据事实指出其中错误，其批判继承的学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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