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健

朱熹是理学家中对文道谈论得较多的一位，有时便难免前后观点不太一致，他谈文道比其他理学家辩证些，但总体上仍没跳出重道轻文的理学文道论框架。他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为之于文，皆道也。”朱熹这里论文道与程颐他们不同，他把文的本源归结为”绝对精神”的道，把道当文的本源，所以他说”文便是道”，文道”只是一本”，这样他不是一味排斥文，而为文找寻了一个理念的基础，也表达了他”文皆由道中流出”的文论标准。他说”三代圣贤之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文便是道”与把文当外在于道的工具的说法显然不同。既然道是文的理念基础，作文也就必须在明道上下工夫了。朱熹认为：”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贯穿百代及经史，及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辞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也必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会执笔以刀，钻研华彩之文务悦人者，可耻也矣。”朱熹对一味追求文彩的形式主义文风不满，认为他们脱离了文章的本原”道”，但他要人们作文只须在”明理”上下工夫。可以说，依这种唯心论的创作论写出的文章也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正因为朱熹的文道合一是合在理念性的”道”上的，所以他的文道论对文章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是否认的。”文皆由道中流出，岂有文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是吃饭时的下菜耳。未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这也就是说文只能由道出，而文不能贯道，这显然与他前面的文道合一说有点矛盾。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文由道出，道本文末，文只有依仗着道才有价值，一闹点独立性便失去精神本源了。由此可见朱熹的文道论的辩证内容还是被”理本体”的理学框架制约着的，是不彻底的。这也显示出了理学家的文道论在现实与美学意义上确实失之保守偏狭，真的依此来写作也只能写些道德讲义式的东西。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朱熹对苏东坡文章的批评。朱熹对许多作家作过颇具灼见的评价，他对东坡也是肯定的：”文章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但对东坡也有不满：”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是二本，非一本。”他甚至认为东坡之文”不如伊川晚年文字”，由此可见他的批评眼光，程颐晚年之作”如易传”，当然是文道合一的，而东坡”是二本”故不及程颐。可见理学家们论文只重文的道德教化作用，而轻认识与审美功用，他们的”乐”不在”文”上，而在前面说的”道德境界”上。

三、童心、性灵、趣：对理学的反叛

元代以后，一度被判为”伪学”的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推崇为”正学”，成了日益衰颓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哲学，成了政治风俗准则。明清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股浪漫思潮，这股思潮正是以反叛理学为其理论特色的，显示出了当时兴起的市民阶层的社会理想与美学趣味。

然而，这种以反叛理学为特征的浪漫思潮又恰是以宋明理学内部的”陆王心学”，特别是明代王阳明的”心本体”的理学为其理论的转折与引导的。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就不赞成朱熹的理学，他认为朱熹”理本体”的哲学体系有着内在矛盾：不能解决理世界与物世界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割裂；不能说清理与心的区别，以理制心过于牵强。到了明代，王阳明则把陆九渊的心学系统化了。他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即客观世界乃是人之主观知觉作用的结果，一切都是从心派生出来的，没有被心感知的东西便不存在。作为理学家，王阳明同样推崇道德境界的”乐”，认为人皆有”良知”，心即”本体”亦即”天理”，从而主张”求理于心”的直觉把握与知行合一，并认为只要人能去私欲而求良知便可”满街都是圣人”。这样，王阳明便用”心本体”把朱熹的”理本体”给解构了，”心本体”虽仍以道德境界为追求目标，但更强调人的道德自主性（阳明高足王艮说”人心本自乐”）更强调感性存在（心身合一）的合理性，更强调”人心”上的平等，更强调认知方法的直观……这些理论上的变异与明代市民阶层的兴起有无关联？而且，王阳明的心本体比朱熹的理本体更容易为美学家文艺家所接受，因为感性的生命、心灵、个性、直觉等等似乎比”天理””道心”等与文艺创作有着更天然的联系，何况明代虽一方面理学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另一方面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市民社会也在兴起，也需要理论武器，这或许便是王学解构朱学后成为明清浪漫美学思潮的哲学前导的原因。明清浪漫思潮人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这里只谈其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美学部分。

童心与道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熹认为人心道心本一体而又不是一码事，主张以道心来管辖人心，限制私欲，防止人欲横流。明代思想家、明清浪漫美学思潮的精神领袖李贽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的童心极易使人想到孟子、老庄乃至禅宗的某些说法，但却因其有着反理学的现实所指而具有确定的内容。”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除了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李贽的”童心”实际上是不满朱熹的”道心”甚至阳明的”本心”，力图去取消”天理”与”人欲”的人为界限，从而肯定人欲即天理。明清小说不是许多都以市民生活为题材，大量涉及到所谓饮食男女吗？李贽的著作当时一禁再禁仍受人欢迎，这不是说明当时有人需要这种思想吗？!性灵（情感）与载道道学家主张文以载道甚至作文害道，而明代一些作家却高举”性灵”反对”载道”，这仍反映着新兴市民阶层与一部分反异端知识分子的审美追求。仍应从李贽说起，他主张”天下之重文，未有不出于童心”，并把批判锋芒直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学家。他的朋友公安派三袁更继着他提出”性灵说”与”载道说”对抗，主张”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们痛斥拟古派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性灵不是”道心”，情感亦不为”道”所拘。仍看李贽。”且夫世之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的”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因情生变，因变生戏”的尊情说与李贽的主张不很相像吗？无论是性灵还是情感，莫不是与理对立的，是想从理的束缚下挣扎解放出来的。

趣与乐理学家作文主义以载道，而明道则要读书穷理，他们最大的审美乐趣仍然在于前面提及的体悟到道德本体的”乐”。明代受李贽影响的美学家则不同，他们追求肯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趣，李贽之所以把《水浒》等书抬举到”天下至文”的高度，因为它有”本情以造事”,”曲尽情状”的生活趣味。三袁们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更是”离经叛道”的日常生活的情趣……虽然这些趣味不免浅近轻浮，有时还很低级，但它们仍然是一股新生的与”乐道””气象”不同的美学追求与崇尚。此外，对个性、独创、直觉的美学强调与追求也莫不与此有关。把明代的浪漫美学思潮与宋明理学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对这段美学史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应该说他们的理论对立是扎根在当时社会现实并折射着当时的社会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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