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玉山

在论述到隋唐制度时，他又说：

唐租庸调，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物事，晋代魏，亦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递相祖述，弊法亦变更不得。直到东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生灵死于兵寇几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便做得租庸调，故隋唐因之。

就以上所引而论，汉初废除秦苛法的原因和条件，也就是所谓”事势”，一般史著还是能够注意并阐述清楚的。至于黄帝尧舜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秦法的苛暴，隋唐租庸调的推行，一般古史著作中多将其原因归结到帝王本人，不能像朱子这样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这些历史大变动的”事势”，不能道明出现这种大变动、大转折的”机会”，朱子将历史变动的大事件都归结到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必然，而不把这些事件的出现归结为个人的功罪，这无疑是典型正是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他要求史学正确地、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变化，善于追寻历史变化的内在原因，而不停留在历史表层的现象的叙述。他认为，读史书不能像看人相打，也不能只看喙头笑料，同时也不能只停留在对历史的盛衰兴亡的感叹上，而必须既要看义理之所在，又要探索世事的因革变迁。他批评唐代所修的南北朝诸史，说除了司马光《通鉴》所取史料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好看的小说，无史料价值，难以据此说明世事的变化。他在给友人和弟子的信中，也反复强调，读史”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义理之得失耳，初不必于玩味究索以求变化气质之功也。若虑其感动不平，遂废不读，则进退之间皆失之太过，而两无所据也。”所谓”变化气质之功”，盖指不为情感所动，不为历史的盛衰兴亡所激动，冷静地去求索其内在变化的原因。开始读史的人，往往没有这种气质，总是为历史的记载而感动不平。所以有的人害怕为历史记载所摆布，反而得不到什么收获，就干脆因噎废食，不去看它，这就使自己既不能通知古今之变，更谈不到知通义理之所在，两无所据，更是没有收获。这里，他把”通知古今之变”与”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作为读史的两个目的，等同看待，充分说明他对”通知古今之变”的高度重视，而要对”古今之变”达到”通知”，那就必须准确地了解历史发展的”事势”，也就是”大机会”。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过程，势变事移，固有其内在的矛盾斗争，但这种矛盾斗争不是自然地变化发展的，矛盾斗争的转化不是自发的，都离不开人的因素，顺应了社会矛盾斗争的发展规律，把握了矛盾斗争转化的时机，就会出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历史的”大机会”创造了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又将把握这种”大机会”，推进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朱子一生究心于史，对于这一点，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十分强调圣人在事势可为之时的作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像隋唐租庸调的推行。固是中原因战火死伤殆尽的时机促成的，但没有宇文秦、苏绰这样的有识之士，掌握住这个时机，这种制度就未必能推行得开。有人用阴阳二气相交和五行相错之说来解释事势的变化，朱子回答说：

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二气五行，自是昏浊，不如太古之清明淳粹，得个光武起，整的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

中国古代善于用阴阳相交、五行相错来解释万事万物的原始变化，朱子在这里也借用这一说法，说明秦汉以后，南北朝的气象昏浊，提供了历史转变的机会，在这个历史转折中，出现了汉光武，唐太宗，使得气象为之一新。显然，这就不能否定汉光武、唐太宗的功绩。

但是，在任何时候，朱子总是不忘”事势”，不忘”大机会”，没有过多抬高个人的历史作用，总是把个人的作用放到一定的历史”时机”、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他反复强调，”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理方去做”,”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他对唐朝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都有一些评价，认为他们所以受到后世的赞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为他们建功立业提供了适时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耐。他认为，假若把房、杜放到南宗，他们就不会有什么作为，这些论述和观点，都是相当精辟的。朱子处在封建时代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议论当中，能跳出这个议论的圈子，辩证地分析看待这些历史问题，尤其难能可贵。在今天，一些号称马列主义者，张口闭口指斥程朱理学是唯心主义，而轮到自己分析对待历史现象时，又难免陷入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不能自拔，而只好人云亦云，甚至还不及朱子，岂不更是可笑。从上述历史观出发，朱子在训导弟子们读史时，在评论史著的得失时，都十分注重对历史”事势”探究，对世事因革的通贯。他推杜佑，认为他对世事因革说出了一种头绪。他对王通不追求”义理”很不满意，但对他讲的世事因革却极力赞赏。他极力反对史学用鬼神，符瑞等迷信解释世事的因革变化，强调遵循客观事实，从事实中说明世变势移的必然性。《语类》记述他与弟子们讨论史学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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