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利田

马克思说：”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一方面，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而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的办法……”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对法国18世纪的社会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却是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中国的伏羲、尧、舜、孔子和朱熹，如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是”自然之理”的思想；而他的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是受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周礼》均田贡赋和朱熹的”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的主张的启发而提出的。

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政府几千年以来都能使自己处于社会安定的局面中，其基本原因，一是中国实行了孔子和朱熹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以仁爱众生和克制私欲为行为的准则；二是劳动所得税和人头税的征收，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不合理和不公允的”，是”不能违反的自然规律之一”。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土地所有者获取的那部分”纯产品”征税，以提供国家所需的赋税。可见，魁奈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是深受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影响的。

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是杜尔哥（1727-1781年）。他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并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发展，可以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说：”各种发明，无论是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都是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发生的，乃为人类上进的阶梯。”还说：”人类生活是有赖于过去的经验。”他和魁奈一样，对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经验是极为重视的，对中国的文明是极为赞赏的。他认为法国的改革需要借助中国的社会实践，借助中国的经验与文明。

因此，他在担任里摩日州长时，就十分重视加强与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德望与高磊斯的交往，从他们那里获取中国的情况。当杨德望与高磊斯将要在1764年回中国时，杜尔哥为了获得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就写了《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示》，指示杨、高二人回国后从有关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资本、赋税等30项农业经济问题，造纸、印刷、纺织等15项工艺回题和自然地理、物产、历史等方面来收集中国工艺、农业、科学技术的情报。为了使这两名中国学生回国后，能进一步按照他的旨意来开展这项活动，杜尔哥还专门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一部名著。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部名著被视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前驱，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基础。杨德望。高磊斯回国后，就积极地收集中国农业经济、科学技术和工艺资料，并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还协助在华耶稣会士汇编由法国资助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材料﹣-《北京教士报告》。

重农学派就这样从中国留法学生和耶稣会士那里获得了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资料和中国的水稻、桑树和茶叶栽培术、中国农具制造术、粮食储存法等农业资料。中国的许多先进农具、农艺、种籽都传到法国和欧洲。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大臣时，就借助中国发展农业经济的经验和重农主义理论，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以图实现他的重农主义的主张。但是，后来因贵族和王后的反对而被迫辞职。接着，杜尔哥就脱离政界，潜心研究自然科学。由于重农学派的重视借鉴，中国的文明促进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建设。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确实是深刻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这些启蒙思想家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精神养料，充实和丰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推动了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程。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就认为：”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这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文明还间接地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推动了世界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诞生。

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对欧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这表明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是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特别是其”创造”、”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群性”等原则，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否定自己的传统文明而一味追求西方文明。正确的态度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再造，使之”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外之既不后于世界的新潮流、新水平，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养料，用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当代世界文明建设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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