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荣贵

《朱子事实》与《行状》另一项差异点是《事实》专论朱子的思想及人格，不论朱子的政治生涯，而《行状》表现的是朱子之”全体大用之学”，而且认为朱子之”用舍去就实关世道之隆替，后学之楷式”，所以很注重朱子的政治立场。黄干作《行状》时伪学之禁尚未完全解除，在政治上朱子门人相当孤立。因此《行状》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谈论朱子的政绩及政治主张，对同门的道友不能说没有鼓舞的用意在。

对于朱子年谱的版本历史来说，此篇遗文（以下简称李本）没有带来突破性的发现。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依此证实陈荣捷先生所主张的戴铣（以下简称戴本）及叶公回（以下简称叶本）所著之朱子年谱都是根据李方子的年谱而修改的看法。根据陈荣捷先生的研究，叶公回和戴铣所作的《朱子年谱》都曾经参考李本，可是他们所见到的李本已经是经过很多人修改、增加过的年谱了，而不是李本原来的面貌。如果我们将这三种本子一起对照比较，则可以更加了解《朱子年谱》之版本的演变过程。陈荣捷先生以为陈建之《学都通辨》引《年谱》有”朱子…曾去学禅”这句话（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而叶本有此语，可是戴本无，于是推断说”陈建所用之《年谱》可能为李方子本或叶本。”今李本有”曾去学禅”之语，可以确定陈先生的推断是对的。容肇祖不但未见到叶本，更未见到李本，可是也得到相同之结论。

陈先生的结论是：”两本相较，戴本正文较多数事，但与叶本几全同。注较详。其长注多至三四百字者亦大同小异。事符者甚少，惟戴本特重著述。如此相同，必是共沿一本，或即李方子原本亦未可知。”今拿李本与之相较则可见陈先生所言甚是。叶本早于戴本，所以比较接近李方子原本。这点我们亦可以由叶本和李本相同之处比戴本和李本相同之处多得应证。例如李本称”先生”,”吏部”之处，叶本同，然而戴本则称”朱子”及”韦斋”。庆元六年朱子临终，李本作”是日大风拔木，洪流崩山。”叶本从李本误，戴本则改正，作”是岁大风拔木，洪流崩岸。”此外绍兴二十一年条，李本及叶本都有”曾去学禅”句，戴本则删去此句。关于《家礼》，李本曰：”未尝为学者道之，其后亦多损亦未暇更定。”叶本的文字基本上相同，可是多了”易篑后其书始出”此事。戴本则又进一步增加说明，说”为一童行窃去，至易篑后其书始出。”由此可见时代愈晚，叠层的细节愈多，愈曲折。至于朱子临终的另一件重要的事迹，李本有”就枕误触巾，目门人使正之。挥妇人无得近”语，叶本则不载此事，戴本则有。我们因此可推断戴铣曾参考李方子的原谱，因为此事已经被叶公回删去。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之外，我的比较得到和陈荣捷先生相同的结论。叶本无疑地参照李本，然而删去李本之处甚多，几乎已经没有李本原来的面貌了。例如《近思录》与《四书》何者为先这个朱门大公案，李本主张《近思录》为《四子》之阶梯。可是自从黄干反对此说之后，以为这不是朱子的原来教法，叶本及戴本都不载。李方子对此说坚持甚力。他的《朱子事实》中亦述相同的主张。

将李子所撰的有关朱子的传记资料和黄干的《行状》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朱子门人对师说之诠释及继承的歧异。朱门对道统的内容虽然看法不一致，但是他们都同意道统的传承要靠经典。即如《行状》所说的”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所以朱子得以继承圣贤之正统的理由是因为他整理和发明儒家经典的遗意。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弟子门公认的朱子最高的成就，而且对《四书》的研读朱子也提出了一定的先后次序。黄干说：”先生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题纲契领而尽《论》、《孟》之精致。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书，论天下事哉。”李方子当然赞成这个朱子读书法，可是在《四书》之外还特别强调朱子又撰了《小学》及《近思录》来”羽翼四子”。在《朱子事实》中，他说：”（先生）又尝集《小学书》，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识其门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书者学者之饮食裘葛，准绳规矩，不可以须臾离也。”而且李方子还进一步说：”先生常语学者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以为学者当自此而入也。”如此展开了朱门的一大公案。

“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是李方子得自陈淳的话。此语后来收入《朱子语类》卷一○五。当时朱门的弟子对《近思录》在儒家典籍中的地位有很大的争论。陈淳、李方子和真德秀等赞成学者先读《近思录》，次及《四书》，说这是朱熹的教学方法。黄干则极力反对。在《复李公晦书》中黄干颇有以朱子的继承人的地位来批评此看法。他说：

真（真德秀）丈所刊《近思》、《小学》皆已得知。后语亦得拜读。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陈淳）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朱先生以《大学》为先者，特以为学之法。其条目纲领莫如此书耳。若《近思》则无所不载，不应在《大学》之先。至于首卷，则尝见先生说，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后来觉得无头，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远思也。……如安卿之论亦善，但非先师之意。若善学者亦无所不可也。

黄干师事朱熹长达22年之久，同门弟子都公认他得朱子的衣钵。因此黄干断言说朱子没说过”近思四子之阶梯”的话几乎就会使得这个争论终止讨论。但是朱子门人的争论点是有关如何了解朱熹的思想，百不在于争权威地位高低。而且黄干也不依赖权威的力量来解决《近思录》与《四书》先后的问题。他最后委婉的说，陈淳的论点是好的，但却不是”先师之意”，所以”近思四子之阶梯”的观点没有因为黄干反对而在朱门消失。由于黄干可以容忍朱门弟子不同的见争，不用权威来统一思想，所以朱子学派才会在南宋产生多元的发展。黄干不但对同门道友的批评丝毫不留情，对自己的老师也勇于指正。”甚至晦庵谓春秋止是直书。勉斋（黄干）则谓其间亦有晓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谓近思先太极。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后不愠，非不愠然后为君子。晦庵解’敏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馀。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易肆，故当谨尔。”难怪黄震接着说：”凡其于晦庵没后，讲学精审不苟如此。岂惟确守其师之说而已哉？”这是我们读李方子的《文公年谱》遗文及《朱子事实》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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