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昕
聚书千卷,角巾鹤敝,乡里敬之。”其时八闽大地不仅理学人才辈出,而且涌现出像杨时、游酢、胡安国、王频、陈灌、陈渊、罗从彦、李侗、胡寅、胡宏、胡宪、刘勉之、刘子翠、林光朝等一大批具有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知名理学家。南宋初年,杨时教授东南,在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清人说:”时没于建炎四年,入南宋日浅,然南宋一百四十余载,其士风朝论,悉操之于道学,道学之派则开之于时。”游酢是与杨时、吕大临、谢良佐鼎足而立的程门大弟子之一,又是洛学入闽的积极传播者,”先生当道学未大明时,独能奋然兴起,立雪程门,以至求道。””游酢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之始。”胡安国和胡宏父子则首开湖湘学派,安国所著《春秋传》三十卷,乃理学不刊经典,自明初始被定为科举考试专用书。王频(字信伯)则是陆王心学的奠基人。南宋莆田人林光朝学通六经贯百氏,深于象数之学,史称”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而罗从彦·李侗、胡宪、刘子翠、刘勉之等则都是理学大师朱熹的直接或间接的老师。当时福建不仅理学人才辈出,而且许多重要的理学派别如道南龟山学派、武夷学派、刘胡学派、艾轩学派等亦形成或肇始于此时,他们互相诘难,相互启发,林林总总,蔚为壮观。
宋代福建在艺术领域亦有成就。章友直的篆书、蔡襄的草书、蔡京的行书,都是一代翰墨的大手笔。邵武人黄伯思(1079-1118年)好古文奇字,彝器款识,悉能辩证。他善画,工诗文,篆隶正行草飞白各体书法皆绝妙,片纸只字,为人所宝,所著《法帖刊误》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论多确,指摘真伪,率有依据。”而北宋闽清人陈旸所著《乐书》,共二百卷,包括历代,总述前闻,备悉源流。自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以推其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是北宋仅存的两部乐书之一。
自然科学方面,宋代福建也异军突起。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上卷自浑仪至水跌共十七图,中卷自浑象至冬至晓中星图,共十八图,下卷自仪象台至浑仪圭表共二十五图,图后各有说。其列巩衡制度,候视法式,甚为详悉。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誉为现存最重要的宋代天文学著作。宋慈根据自己多年任法官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广博的医学知识撰成的《洗冤集录》共五卷,详细叙述了验尸步骤、尸体勘别、四时尸变、死因竞争、真假伤痕以及凶杀、自刎、绳缢、服毒、火烧、水溺等,博及医学内、外、妇、儿、伤、骨诸科和生理、病理、药理、诊治、急救、解剖诸方面的学问,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名著。此外,宋代福建还出现了一批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科学著作,如蔡襄的《荔枝谱》,详述了荔枝的服食、保存、种类,是研究福建荔枝品种的创始之作;而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熊克父子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茶书,则详细介绍与研究了建溪茶的种植、采制、售鬻、品尝等情况,颇为珍贵。
宗教方面:自唐末五代以来,福建多种宗教并存,尤其是佛教禅宗,全国以福建为最盛。禅宗的五大宗派为仰宗、曹洞宗、云门宗、临济宗、法眼宗的创立均与福建有关。为仰宗的创始者灵佑是闽中长溪(今福建霞浦)人;曹洞宗的创始人之一本寂是莆田人;临济宗的创立者义玄,乃黄檗山希运的法嗣;云门宗创始者文偃,其师为雪峰义存;法眼宗的创立者文益则是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而希运、义存和师备均为闽人。入宋以后,佛教禅宗在福建依然非常盛行,不少名僧与朱熹等闽学学者为友。其时,道教在福建也颇为流行。如朱熹长期讲学著述的武夷山,就是一座道教名山,大小道观不下百余所。南宋后期,闽清人白玉蟾(本名葛长庚,字白叟,1194-1229年)创立了道教南宗。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的流行,洪迈《夷坚志》说:”吃菜事魔、三山犹炽。”可见,宋代福建宗教方面亦有发展。
两宋八闽这种在文史哲等诸多领域的突飞猛进,为闽学学者的理论创造活动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题材和丰富的思想养料,特别是福建早期理学家对理学思想的传播和阐发,更是为闽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从而使得闽学学者能够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从更广阔的范围里对自然、社会、人生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创造出一个庞大精细的理论体系。
宋代福建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印刷、藏书、教育等文化事业的发达。当时,福建各州军多能刻印书籍,而建安、麻沙又是国内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叶德辉《书林清话》指出:”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长汀四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印刷,贩行远近。”其数量之多几天下。内容从经书佛典至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域有书坛,乡有书贩,”行四方者,无远不至。”与此相应,宋代福建藏书之风极盛,缙绅巨贾或小康之家皆以藏书为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象莆田的郑樵、方略、方于宝,浦城的杨弦,建阳的宋慈,漳浦的吴与等十多位藏书家,收藏均在万卷以上。朱熹亦在崇化里建同文书院,以贮存图书,这种印刷业的发达和藏书的丰富,无疑为朱熹等闽学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综罗百代,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传播理学提供了充足的传播媒介,进而有力地促进了闽学的产生。而闽学的崛起又反过来促进了福建印刷业和藏书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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