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昕

两宋期间，福建的教育事业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其时私学与官学并兴，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官学而言，福建宋代共有州县学56所，大部分设立于北宋年间，南宋中叶日趋完备，当时，许多州县官都相当重视办学，他们建校舍，增学田，聘名儒，砺学风，甚至躬亲讲学，扩大社会影响，致使州县学生员人数不断增加，如徽宗崇宁五年，”建州浦城县学生隶籍者千多人，为一路最。”以私学而论，入宋以来，福建各种书院、精舍、书社、乡校、家塾、书堂、义斋、义田学等更是日趋繁盛。时入所谓”学校未尝虚里弄”以及”三家两书堂”的谚谣便是这种私学繁盛的真实反映。当时，聘师办学已成为闽地普遍的社会风俗。据记载，福州民间”凡乡里各有书社。岁前一二月，父兄相与议，求众所誉、学识高，行谊全，可以师表后进者某人，即一二有力者，自号为鸠首，以学生姓名若干人，具关子敬以谒请曰：’敢屈某人先生来岁为子弟矜式，幸甚’既首可，乃以是日备礼，延至诸子弟迎谒，再拜唯恐后，远近闻知，挈箧就舍，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闻年有四五十，不以老为耻。”祝穆《方舆胜览》在描述当时福州城内学生之多，学风之浓时亦说：”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窗半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这种浓厚的学风和劝学习俗不独福州一地为盛，如仙游有”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莆田也有”比屋业儒、俊造如林”之称，等等。

宋代福建私学的发展与福建理学家的大力倡导有着很大的关系。理学家们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兴学乃为传播理学之先务，因此所到之处力主创建书院或精舍，招收弟子，惨淡经营。如理学大师杨时不管是闲居家乡或侨寓毗陵，不管是在地方为官或在中央任上，都大力以”著书讲学为事”，致使”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学生多达一千多人，其在无锡讲学的旧址，后来更是发展为举世闻名的东林书院。朱熹更是毕身热心倡学，他不仅倡办官学，如在同安、漳州任官时积极地扩建州县之学，而且还大力倡办私学，据统计，南宋时和朱熹直接有关的或间接有关的福建书院就有几十所，单在建阳县境内就有考亭书院（又称沧州精舍）、同文书院、云谷书院、鹰山书院、云庄书院、鳌峰书院、庐峰书院、瑞樟书院、寒泉精舍、霄峰书院、潭溪书院、环峰书院、溪山书院、西山精舍等14所。朱熹主持的私学无论在组织上或教学上都具有创造性，如私学既是教学机构，又兼搞学术研究；教学实行门户开放，学生来自八闽及南宋各路；教学采用个别教学与升堂讲授，质难问疑与释疑解惑，以及向学生布置研究任务等形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自学和研究能力；提倡学术自由争鸣；强调学习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朱熹成功地在福建进行了三四十年的私人讲学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弟子。这些门徒弟子仿效先师，纷纷在各地讲学，如黄干为官时，修城、赈饥、听讼诸务繁杂，而崇儒讲学未尝少辍，”知安庆府，至金人破光山城，安庆以备战守，巡城视役，晚则入书院讲论经史。”辞官归故里后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孜孜不倦。又如陈淳讲学于闽南，”漳泉人士争师之，淳讲解率至夜分无倦色。”理学家们的这种倡导躬行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私学的繁盛和文化教育的繁荣。而这种官学和私学并盛，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那种规模不拘，地点机动，相对自由的私学的发达，又为闽学学者从事讲学、著述等文化创造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地，使得他们能够以书院、精舍为依托，以朱熹为中心，集合起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学者，在志同道合的气氛中开展学术研究，不断地酝酿新的课题或主张，并通过相互切磋，对课题或学术主张进行反复论证，使之日臻丰富和完善。而这种不断切磋和研讨的过程，实际上又是思想的传播过程。学生们通过学术研究活动，对微词奥义，涵养探索；众说师传，融会贯通，这样，由导师提出的某种学说或主张就更易为众多的弟子所接受、坚持和崇奉，因而也就更加有力地促进了闽学的形成。

此外，福建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如注意对华夏文化的吸收、积累与大力宣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注重民族气节；以及闽地文人学士往往以同邑、同郡、或同闽相表里，文化创造活动中往往带有鲜明的地域性或宗派性等特点对闽学的形成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之，福建经济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两宋时期，她不仅在经济上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在文化上亦达到全盛，形成一个高峰，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区。福建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既为闽学的产生铺垫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文化氛围。加之当时福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她一面临近政治中心首都临安，另一方面又远离战事漩涡，各种战乱幸未扰及，社会相对安定，这就为文人学士读书作文，进行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闽学在南宋时崛起于闽中大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概言之，闽学之所以会在南宋时崛起闽中，并成为显学，这除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关，而唐宋数百年来，福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积累与大力宣扬，以及福建经济的空前发展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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