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振礼
朱熹与傅自得有”先人之旧”，自得对同安任上的朱熹”知顾甚厚”，两人过从甚密。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曾请傅自得为其父《韦斋集》作序。淳熙十年（1183年），傅自得谢世，朱熹从闽北来泉吊丧，并为傅氏写了《行状》。《行状》中说，赵令衿知泉之时，傅自得同官通判，外国商贾建层楼（清净寺）于郡庠（文庙府学）之前，”贾赀矩万，上下俱受赂。”然而，地方上的士大夫，读书人深信”水火五行之理，阴阳八卦之位”,”巽水汇洙泗桥（郡庠）”认为清净寺建于城内府学之前，既破坏了”八卦巽位”，又破坏了”泉庙学受盛山川”。于是，群起而告官。时为通判的傅自得受理时判决：贾胡番商”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并”立戎兵官，即日撤去”，清净寺由郡旧罗城内迁出建于城外濠，即今存于涂门街的清净寺（在文庙偏东约200米）。这样，既不破坏”庠校科第人文”，又使清净寺作为点缀品，”峙文庙青龙之左角”，为文庙增胜。后来，郡守赵令衿等人受外国商贾贿赂之事败露，这就成为秦桧在绍兴二十五年命傅自得”体究”赵令衿的借口。
绍兴二十五年，傅自得受命来泉后对赵案”力图宽解”，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复穷究”，为令衿开脱，又为请得”毋更置狱”，追纳所受金而已。傅自得与秦桧之流”必欲置之死地”的态度，两相对比，暴露了南宋朝廷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内幕。
秦桧生前大肆搜刮民脂，积资之巨，史家早有定评。”体究”赵令衿受贿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赵令衿”诽谤”，且”语及丞相”。因此，秦桧玩弄权术，耍政治手腕，即对傅得拉拢不成，反为疑忌；用傅究赵，是以疑人打击异己，傅自得若能为其所用则报以高官厚禄，若忤其意则趁机罢贬之，可谓一箭双雕，手段毒辣，用心良苦。傅自得终因赵案，于绍兴二十五年底被罢免兴化军知州事，随之被流放，徙融州（今广西境内）为民，后又转侧潮州，长达15年之久，直至乾道间复被起用。
秦桧为相，权倾一时，其党羽遍布各地。曾仕泉的主战派、正真的士大夫如朱松、赵鼎、刘子羽等都遭打击。赵令衿案及傅自得丢官受贬的现实对初仕的朱熹不无影响。慑于秦桧之流的政治高压，朱熹在同安曾劝诫学生说：”若夫朝廷之事，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与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了，二三子慎之。”由于前鉴，其深层意识和私下言论，不能直接诉诸文字，由此可见朱熹初仕时期的压抑忧患，以及思想表现的曲折隐晦（秦桧死前尤其如此），与赵令衿案不无关系。
从赵令衿案的有关记载看来，今存于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当是创建于南宋绍兴间。该寺的创建时间是本世纪以来研究海交史的中外学者共同关注、聚讼纷纭的问题。
陈知柔，字体仁，绍兴十二年进士。因不攀附秦桧以求显达，盛年从仕即动归兴，自号休斋。
“声名满天下，文字惊缙绅……异端斥佛老，吾道鸣孟荀”的泉南名儒陈知柔，对初仕为簿的朱熹”诱掖良厚”。淳熙十年，朱熹来泉凭吊傅自得后，与陈知柔有较长距离的游历，则”相与追游莲华、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昼则联车，夜则对榻”，至洛阳”惨袂分携”-﹣未及二月，知柔辞世。
这次游历，在九日山以东三里许的莲花峰（即上文所引之”莲华”–“花”同”华”）上留下一处鲜为研究者道及的遗迹，即朱陈唱和之诗刻。该诗刻位于不老亭后，莲花石正面，阴刻楷书，直写。共七行，高三米许，宽一米半。兹录于下：
陈休斋朱晦庵咏和
一莲峰上几人攀，
千古清风起儒顽；
指点乾坤千里目，
世途隘甚此中宽。
陈休斋
八石天开势绝攀，
算来未似此心顽；
已吞缭白萦青外，
依旧个中云梦宽。
朱晦庵和
威淳庚午邑令萧余士明书程应芳刊
莲花峰高约120米，峰顶巨岩相依耸立，天然怒放八瓣，状似莲花，故朱熹咏以”八石天开”。峰上远在西晋就有莲花岩寺，中唐欧阳詹登第前寓此读书，至今欧阳书室尚存。晚唐著名诗人韩握曾隐居峰麓莲花湖畔。相传朱陈所寓之禅房，后为纪念书室﹣﹣朱文公陈休斋书室。朱陈唱和之诗，以物明道，蕴含深邃，同时寄托了各自的情怀。
四、《题刘氏宗谱序》的真伪
1990年，笔者曾以《关于朱熹三题》一文，提交有关学术会议，有的论者对其中朱熹一篇佚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后来再检阅有关文献，始悟之所以不足以证其不伪，关键在于忽略了对佚文的前面部分的考论，兹作补证。这篇佚文见于刘以健先生珍存的《温陵刘氏宗谱》:
《题刘氏宗谱序》
余尝仰观乾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君之尊而无适不拱焉！俯察坤维，昆化为华厦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而无适不本焉！故君亲一理，忠孝一道。悖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地。今阅刘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赞像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者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远，问其自而懵然者，愧于刘氏多矣！绍熙五年甲寅春三月新安朱熹顿首拜撰。
序文以《周易》首次二卦﹣﹣乾坤（乾象为天，坤舆为地）启其论端，进行引申、比类，糅合三才，推天道以明人事，论证封建伦理纲常和宗法制度的合理性。开头之大意说，臣民对于人君之尊，犹如众星环绕中天之枢﹣﹣北辰；子孙对于祖宗之亲，犹如万山顾盼华夏之镇﹣﹣昆仑。
“北辰”又被称为北极星，在古代人的想象中为天帝所居。四颗星中最明亮的一颗为太一，即所谓玉皇大帝，其他三星为三公（类于人间的太师、太傅、太保）。道教流行以后，北辰又成了道教的至高神太一真君，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圣星辰。有宋以前，李程曾作《众星拱北辰赋》。朱熹则撰有《北辰辨》，阐发其天文观：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极七十二度，故有北辰之号，而常居其所。盖天形运转昼夜不息，而此为之枢。如轮之毅，如毅之齐，虽欲动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动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摄堤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极也皆远。则固不容于不动，而不免与二十八宿同其运行矣……
如，说北辰为天形运转之枢，其理”如轮之彀，如皑之齐”与《刘氏宗谱序》中”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互为印证，其差别仅在表述上换了方式而已。
其实，”众星拱北辰”之说，可远溯孔子。考朱熹《论语集注》:
《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朱熹：”……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与序谱之文互证，如出一辙。可见，朱熹谓”北辰为中天之枢”，本于《论语》。
“昆仑”见诸史籍，如《山海经》、《尔雅》、《淮南子》、《河图括地象》等，谓”河自昆仑墟”,”地之中央昆仑”云云，不乏其例。考朱熹《楚辞集注》:
《离骚》:”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朱熹：”后汉书注，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
《天问》:”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朱熹：”昆仑，据水经在西域，一名阿耨达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县圃增城高广之度，诸怪妄说，不可信耳。”
此外，还见于《九歌·河伯》、《九章·涉江》等，从略不引。可见朱熹谓”昆仑为华夏之镇”本于《楚辞》等诸古籍。
《温陵刘氏宗谱》中记载刘琦（与岳飞、韩世忠同时的抗金名将）家族后裔迁泉州晋江祥芝（芝山）及安溪城关事。朱松入闽投靠的刘子羽，与刘绮为从兄弟，故朱熹晚年（65岁时）应刘氏后人之请，为刘氏宗谱作序，自在情理之中。序文与《语类》及其他著作中关于君臣父子的论述相吻合，行文风格亦相类，且不为任何人物事件张扬。而推天地以明人伦，”宇宙界人生界一贯直下”，其囊括之宏，论证之精，非长于综合之大师而能之乎？无疑为朱熹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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