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封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 韩鹏 李利
（接前篇）
（三）不窋氏曾任开封老丘、汤阴西河夏都“田正”。
大约到了夏王启时期，后稷仍担任夏朝田正、农师之官。到了夏王太康时期，后稷去世。夏王中康、相时期，后羿、寒篡夺夏朝王位，“田正”职位不见史书记载。夏王少康复国，后稷氏族之子不窋继承夏朝“田正”“农师”官职，不窋氏族成为促进夏杼王朝在开封王都“老丘”中兴的重要人物。
故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51]这里的“后稷”“不窋”均应指周人氏族的领袖，时间大致在少康复国之后。这时，不窋氏虽仍担负“田正”官职，但“后稷”氏族之名已不见史典中使用。
夏代王杼六世王都在开封古陈留时期，不窋氏族一直担任夏朝“田正”“农师”的官职，约占整个夏朝的一半时间。之后，夏廑接替了夏王扃的王位，当年便自开封古陈留夏朝六世王都“老丘”，迁到了新都“西河”，今为河南汤阴县城东菜园镇西河村一带。此后，夏朝也开始逐渐进入衰败时期。
据出自战国魏国大梁的《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记载：“帝廑(一名胤甲)，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52]“西河”，是夏王廑、孔甲、皋、发时期的四世王都所在地，也是春秋末期孔子的学生、“河东公”子夏在“西河设教”之地，而不是后来黄河中游的晋国“西河”之地。
虽然，这次迁都的争议很大，甚至有人预言：无故迁都是不祥的信号，会导致夏朝多灾多难，但是，夏王廑依然不顾，最终遗弃了建立约200多年的开封古陈留故都“老丘”。田正官不窋氏，也不得不跟随夏王廑迁徙到了西河，继续任田正、农师官职。
果然，夏王廑迁都“西河”以后，各种自然灾害频频降临。据出自战国魏国大梁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廑即位，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并出。”[53]说明夏王廑自迁都西河以后，就遇上历史上少见的大旱，许多禾苗都被晒死，一些河道里的水都干枯了，每天烈日当头。于是，古人就用十个太阳轮流出来烘烤大地，来表示天降夭孽，危害人间的情况。
其实，“十日并出”不过是一种神话传说，但它象征着帝王无道，必将酿成天灾人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逐渐尖锐。
这一时期，跟随夏王廑迁徙“帝丘”的诸侯昆吾氏，开始离开夏都“西河”王畿一带，向南部的许地（今河南许昌）迁徙。昆吾氏一族是颛顼的己姓后代，是夏王朝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之一，也是夏后氏的重要同盟军。昆吾氏的迁离，是夏王朝衰落的重要标志。
夏王廑称王8年后（一说21年）病世，史书上也称“夏后廑”等，谥号“帝廑”。夏王廑去世后，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继承王位。
当孔甲继承王位后，立即举行大型的求雨祭祀活动。几天之后天空中下起倾盆大雨，旱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百姓生活也开始恢复正常。于是孔甲在百姓中越来越有威信。孔甲也自恃有天神的保佑而胡作非为，尤其对鬼神深信不疑，不问国政，放弃对农业种植的管理。经常带着随从出去狩猎，放鹰逐犬，大臣虽有不满也不敢提出。
孔甲还改变了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开始着重恭顺天帝，不问国计民生，信奉鬼神，以往的史典多予以负面评价。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54]说明由于夏王孔甲的政德衰败，与诸侯之间关系也十分紧张，背心叛离的事件也开始增加。
据中国最早的国别史著作《国语·周语下》记载：“谚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55]“四世而陨”，是指自孔甲、皋、发、履癸(夏桀)，四世后的夏桀被商汤在“鸣条之战”中灭亡。清朝著名辨伪学者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后。”[56]这便是夏王孔甲（不是太康）时期，不窋自黄河下游夏都“西河”弃官逃离的重要依据。
在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势下，以不窋为代表的周族，已经无法在河南汤阴夏都“西河”继续履行“田正”官职。加上兵火战乱频繁，也无法从事正常地农业生产活动。为了保证族群的生息和繁衍，维持周族的农业生产优势，不窋象昆吾氏、刘累背弃夏都“西河”一样，毅然率领族众逆河而上，向中原的西北之地逃奔、迁徙，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终于摆脱了没落的夏朝统治，由此进入了周人发展的新时期。
（四）不窋率领氏族自黄河下游迁徙甘肃戎狄之地。
不窋一行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远离黄河下游夏朝统治地的戎狄地区。他带领中原周氏部族改地穴式居住为窑洞，重农耕，种庄稼，提倡猪、牛、鸡养殖，植树种花，为戎狄地区早期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失其官而奔于戎狄之间。”[57]这段史料，既说明了不窋与夏朝之间君臣关系，也说明了不窋失去田正官职，逃奔于戎狄之间的社会政治原因。“戎”居中原的西方，“狄”居中原的北方，“戎狄之间”正在中原的西北地区。
为保证周氏部落不受当地戎狄人的侵犯，他经详细勘察，修建了不窋城，成为戎狄地区周氏姬姓部族最早的居住地，今为甘肃庆城县城东南3里处。不窋的壮举，为此后鞠、公刘、庆节时期戎狄之地文化、农耕、建筑、养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裔周太王率领部分周氏部族，自幽地渡过漆水和沮水，经梁山到达岐山，安居乐业，迅速崛起，建立西伯国，以及周武王时期发起“牧野之战”，回归中原提供了可能。
因此，可以说甘肃庆城、陕西岐山，都是中原周氏姬姓部族西迁戎狄地区之后的隆兴之地，也都是中原西部地区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从不窋西迁戎狄地区后，世系传承关系的大致为：
不窋——鞠——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姬隃)——公非(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姬类)-——古公亶父(姬亶，即周太王)——季历(姬历，也称王季，姬亶第三子)——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朝开国君主)。
从中原、中国华夏文明发源和传承的历史而言，类似不窋一样自中原王朝外迁的氏族，决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它是华夏民族在“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得中原者得天下”理念指引下，进行“逐鹿中原”的创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事件，也是华夏民族由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中土、九州、中原、中国，发展成为大中土、大九州、大中原、大中国经历的必然阶段和过程。自中原西迁的周人部族，始终秉持“抱一守中”的文化理念，最终以“求中、得中、归中、执中”的结果，通过“牧野之战”，灭商兴周，实现了以洛邑为“天地之中”和周人“东都”的世代梦想。
四、周人在戎狄之地建立西伯国后回归中原之地。
古人认为，自周人始祖后稷至周文王等十余代人，都曾担任过西周国、或西伯国的氏族领袖。周人也认为，后稷是他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建立后的农官之长也以“后稷”命名。从后稷到到文王之间，《史记·周本纪》、《世本》等史典记载共有十五代，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这其中“后稷”、“不窋”的个人名称与氏族名称之间，已很难分辨。相比之下，作为氏族的“西周”或“西伯”要比作为个人的“西周”或“西伯”历经的历史要长一些，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论证。
（一）周太王长子吴太伯东迁黄河下游“西王母山”。
自黄河下游迁徙“戎狄之地”的周人，虽然后来继承了中原的“西周国”，或“西伯国”名称，但始终有着回归中原祖根的世代梦想。这一梦想，在周文王传给周武王《清华简·保训》“求中、得中、归中、执中”[58]的遗嘱内，得到了充分体现。它是自周太王时期开始谋略中原，通过安排长子吴太伯、次子仲雍潜回黄河下游商都王畿地区，建立与夏商周时期中原母系婚姻关系，发展亲周反商势力，通过里应外合的方法，最终图谋取代中原殷商王朝战略的关键环节和必然结果。
关于周太王时期，长子吴太伯、次子仲雍的去向问题，一直被中国史学家所困惑，或奔荆楚，或入东吴，不一而论。而吴太伯兄弟二人的真正去向，却是落脚在尧、舜、禹时期先祖后稷、不窋的故土，即黄河下游的“不周山”“西周国”之地，是周人回归中原故土的先行者。
战国时期魏国大梁的西部，有一个著名的大泽“圃田”，也称“甫田”“天田”。自上古时期到西周末期，这里都是天子、天王狩猎的“玄圃”“县圃”“平圃”“原圃”之地。据先秦古籍《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西晋经学家郭璞注释：平圃“即玄圃也”[59]。“平圃”“玄圃”，既是后稷、周穆王曾经会见“西王母”的“昆仑山”“舂山”“槐江之山”之地，也是西周太王亶父的元（长）子吴太伯最早回归黄河下游的河南原阳、延津之地。
尧帝时期，后稷也曾作为使者，在“昆仑山”“舂山”“槐江之山”一带会见过西王母。对此，西汉梁国人、易学家焦延寿在《焦氏易林·卷一坤之第二》中记载:“稷为尧使,见西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嘉子。”又在《焦氏易林·卷三明夷之第三十六》中记载:“萃: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长乐富有。”[60]两处文字的意思，都是后稷作为尧帝的使者,谒见西王母神,拜请百福临门,赐后稷以嘉子。
这说明古人求子、求福,需要祈求上古时期居住昆仑山西北部母系氏族的酋长西王母。因为西王母是生育万物的创世女神,也是被民间奉为婚姻、生育的女神“高媒”。
同时也说明，尧帝、后稷与西王母均居住黄河下游的昆仑山，并且与后稷、台玺、叔均的“西周国”“不周山”在同一地区。
由此可见，后稷初期将“西周国”氏族酋长的职责，交给弟弟台玺和侄子叔均管理，也是对后稷早期未育不窋、无子传承，特去祈求西王母“赐子”的一种解释或印证。
- 太伯所奔吴（虞）与西王母之山、燕姞国同地。
西王母，也称“金母”。据唐末五代时期高道、前蜀人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记载:“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61]。受古人尊崇的西王母，居住在“墉城”，与河南新乡、延津一带的“西周国”同在一地。故《<墉城集仙录>序》还记载:“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62]。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记载：“鄘城在新乡县西三十三里，古鄘国也。” [63]《新乡县志》也记载：“鄘国都城位于现新乡县大家店（代店、店后营）村周围。”[64]
此地正与东部的后稷姞妃“西伯国”，即河南原阳、延津“不周山”“姞燕国”，有一河之隔，古称“河东”。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后稷纳姞氏,生不窋。”[65]此处的“后稷”，当为继承中原“西周国”周人氏族名号的姬弃，姬弃被后人尊称为“后稷”，并将“后稷”氏族名号一直传承到夏王太康失国时期。
西周王朝的五世王穆天子姬满，也曾回归中原“东土”，在母亲房后娘家房国的北部一带，会见“西王母”。房国与穆天子先祖、尧帝的使节后稷会见西王母的“槐江之山”、“平圃”同地。据出土于晋代汲郡（今河南卫辉）魏王墓、编撰于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的《穆天子传·卷三》记载：“吉日甲子，（穆）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66]。“西王母之山”，就是《山海经·中山经》、《穆天子传》记载的昆仑山“弇山”“燕然之山”“舂山”“槐山”“槐江之山”“平（县）圃”等。
据战国大梁《穆天子传·卷二》记载：“曰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67]“东吴”，是与大王亶父“西土”“西伯”相对应的“东土”“东虞”之地，也是商都“朝歌”王畿所在的“中央”“中国”之地；“赤乌氏”，可理解为“赤吴氏”、或“吴氏”“虞氏”。
故西汉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68]。周“武王克殷”的“中国”，本在黄河下游、西河流域的“牧野”“朝歌”，即河南新乡、延津一带，也与昆仑山、不周山、西周国、燕姞国同地。商末周初所封太伯的“虞”、“吴”之地，同样应在黄河下游、河济之间的商都王畿附近，不可能在周成王时期所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所建立的“楚国”，所谓“太（泰）伯奔楚”之说难以成立，或对“楚”字另有解读。而“太（泰）伯奔吴”之“吴”，本在黄河下游的中原之地，也是西周初期周武王九弟康叔受封的“东土”卫国之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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