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4期
作者：邵祥路
梁漱溟先生毕其前半生的相当部分精力，投入到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内容丰富，如研究者所见，梁漱溟独特的农民教育思想体现在建立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注重教育内容的社会性和实用性、强调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彰显农民主体性等方面（刘春苗《梁漱溟的农民教育思想及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启示》），成就颇显，引人注目，对后世乡村建设多有启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重温梁先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农民教育思想大有必要。本文从农民教育思想产生、农民教育运动举措和评价三方面对之加以探究，就教于学林同仁，请指正。
一、农民教育思想的产生
乡村建设运动面对的是近百年来残破的农村，残破主要来源于三类：政治上，兵匪祸乱、苛捐杂税；经济上，以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文化上，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在这三者破坏之中，梁漱溟认为文化属性的破坏力是最大的，“我看破坏乡村最重要的还在乡间风俗习惯的改变。因为风俗习惯的改变，让乡村破坏更渐渐地到了深处。”（中国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同时，梁漱溟是一位传统儒学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农民教育振兴传统文化；而北宋“乡约”和丹麦民众教育运动则为梁漱溟开展农民教育提供了方案。
（一）西方殖民的入侵与近代天灾人祸造成乡村残破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华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涌入中国市场，至 1927年，中国农村已是“为厂部之原料，大都外货也，造顶之屋，大都外货也。缝衣之针，外货也，取火之磷，外货也，偻而指之，不可胜数。”（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辑））列强通过垄断或不平等交易，使农民经济日益贫困。“乡村所由破坏，不外天灾和人祸。所谓天灾，例如长江大水灾、黄河水灾、西北连年大旱、南方江浙旱灾等；所谓人祸，例如1930年中原大战，以及种种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 中国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除此之外，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大地主、大军阀大肆吞并土地，造成土地兼并，地权极度不合理，农村经济进一步恶化。
（二）传统社会习俗面临挑战
“中国文化本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衰老衰了……乃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中国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梁漱溟认为，社会的组织和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时间久了，原初的精神意义尽失，落于形式。在西方文化持续输入之前，固有的社会习俗虽颇显“老气”，但仍能够稳定人心，安定社会；但在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下，中国新青年纷纷学习国外文化，对本国文化习俗多持批判态度。这使信仰陷入了混乱状态，传统失势，腐蚀了乡村的伦理观念，造成农村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失范。
（三）丹麦教育和北宋“乡约”的影响
丹麦战败之后，物质损毁极大，人心颓废极甚，无复自信心和战败的勇气，情况颇与中国类似；而丹麦经格龙维和柯尔德两人组织民众教育而得以振兴，这深深吸引梁漱溟。丹麦民众学校由民众集会而来，所教育的对象多是有社会经历的人士；把全体民众不论阶级、家世、职业、资产都联合在友爱的精神之下，组织民众教育的启发和科学技术的教授，这种办学方式对于梁漱溟兴建农民教育启发尤为深远，在其邹平乡村建设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丹麦教育的影子。
北宋吕氏兄弟按照儒家的治民思想在家乡创立乡约，乡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宋史·吕大防传》记载吕大防等人“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梁漱溟通过“德业相劝，规范过失，遵守礼俗”等措施提升农民的道德素养，劝导民众向善。梁漱溟特别吸收乡约体现出来的精神：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并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农民教育之中。
二、农民教育的措施
梁漱溟在 1931年开始筹备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将邹平作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乡村建设研究院为总领导机构，开展农民教育活动。
（一）兴办“乡学”“村学”
梁漱溟通过兴办乡学、村学和乡农学校进行社会教育的普及。乡农学校的校董会主要成员是乡村里德高望重、颇具影响力的长辈、老者，梁漱溟希望借助其影响力和威望促进乡农学校的兴办。“事实也证明，争取乡绅的支持，让乡绅劝导农民入学，对于扩大乡农学校的影响力，减少农民对于乡村建设人员的怀疑和排斥具有一定的作用。”（ 鞠忠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而乡学和村学的教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凭借其专业能力，往往能够短时间内把知识、技能教给民众，有效地提高民众的知识和素质。
无论是在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范围上，乡农学校里的教员所承担的任务与普通学校里都是不同的：“村学、乡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即是广义的教育功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校内学生为主。”（中国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五卷）这种广义的社会教育，也使得在教授内容上，不仅包括儒家思想道德修养和乡村建设理论，还讲授现代农业知识、植物栽培、动物养殖等内容；除此之外，还开办乡农夜校，其内容包括精神陶冶和习字、武术等，设立妇女讲习会和女子部，提倡男女平等、女子放足，反对早婚和女子缠足等。实行男女合校合班，改革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通过一起做、学，实现知识的传递和技能的培养。梁漱溟注重利用传统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提升民众素质，比如，其鼓舞民众遵守“老道理”，鼓励邻里之间齐心协力、互帮互助等等。通过订立章程来规范村员的行为，要求村学中的人要遵守一定条约，如以团体为重、尊重多数、舍已从人、勇于负责等。
（二）注重精神陶冶，推行情谊教育
“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希望乡村建设的老师、教员和学生之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彼此相互进步，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在梁漱溟看来，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注重情谊交往，因此救济乡村要靠农民自觉，要通过情谊教育，唤起生机、力量和自觉性，慢慢形成新礼俗，养成礼俗习惯。梁漱溟指出，“情谊相通，必彼此互以对方为重；惟有情谊才可促进人类的好生活。”（中国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二卷）而情谊教育要遵循“礼”的路子，事情需要大家商量探讨，方可执行，事情主张以理服人，以礼化人，激发民众的道德感和自觉性。学长、学董、教员都是情谊教育的执行者和承担者，梁漱溟要求学长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要求学众要聆听学长的教诲，彼此之间以道德进行感化。梁漱溟还要求教师通过个别谈话、讲课、朝话等方式，灌输民众优秀的儒家道德观点，提高学生道德标准，重塑重伦理的乡村社会。
（三）实行职业教育和推广科技。
“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 中国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梁漱溟认为，中国并无真正科学，所谓技术只是经验的积累；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主要还是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因此，梁漱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培养训练，要求在上级学府、同级学府和下级学府的协助下，根据自身的力量，设立农工商医等科，举办专业训练，培养专业建设人才。针对农民科学技术匮乏的特点，梁漱溟在邹平开展职业教育，“在职业训练中，必须打破一切非必要的学校形式而无所拘。例如入学资格、修业年限、课程标准、师资限制等，均应随宜设施。”（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考虑到农民知识水平的限制，故而人才选拔标准设置较低，并着重对农民、商人、工人做教育功夫，增进其在职业上的能力。
在邹平，科学技术的推广主要表现在植树造林和改良农业品种上。物质方面，他提倡科学技术，不反对西洋进步的东西。在农村，他农、林、牧、渔都提倡。（邹平县政协文史办编：《邹平文史资料选辑》）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建立了研究院农场，在农场设立园艺、养蚕、兽医、畜牧、田艺五个小组，推广种植新棉种。为了帮助农民采用改良品种、向农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乡村建设研究院举办了三次农产品展览会，参观者达5万人，展现出农场的优良产品；这些展览推广了科技知识，使农民的科学劳动技能和科学观念有了极大提升。
此外，梁漱溟还积极支持推广医疗卫生事业，“院址虽不大，设备也简陋，但其中有几位比较著名的大夫，给邹平办了两期卫生人员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分派到各乡乡学组织卫生室，给农民看病，并建有病历袋。”（邹平县政协文史办编：《邹平文史资料选辑》）邹平卫生院的建立为邹平当地百姓诊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改善了农民的医疗卫生观念。
三、农民教育的评价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被迫停止。但是，其蕴含的丰富教育理念对今日农民教育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梁漱溟通过兴办村学、乡学，推行农民精神陶冶、推广职业教育和科技等活动，推动了当地乡村建设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至 1937年，邹平已经接近实现普及教育，邹平的新秩序初露端倪。不仅如此，其民众教育思想推动了教育理念的变革。传统农村社会对于西方科技文化十分轻视，而梁漱溟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教育，传播科学知识，超出原来农村教育的范围，是对传统教育的一次改革，也便于农村养成重视科技文化的风气。梁漱溟兴办的乡农学校，改变了原来“教育即学校”的教育理念，将教育对象由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系统，视学校和社会为一体，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一种突破，无疑是二十世纪教育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
但其民众教育思想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源于梁漱溟整个乡村建设理论的不足。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改良道路，“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试图以传统的儒家文化来进行改造农村和建设社会的运动。”（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希望借助传统儒家文化，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教育进行改革，但其改革只是在原来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上的修整。梁漱溟将社会矛盾归结于文化失调，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矛盾是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矛盾，没有意识到农民迫切要求土地的愿望；梁漱溟试图在不变革当时土地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幻想通过农业合作的形式，通过精神陶冶、讲道理的方法来改变农民态度，缓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这便忽视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了农民积极性。
梁漱溟过多强调传统文化教育作用，希望通过道德教化，而消除阶级对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陷入了空想主义。有的学者指出：“他的乡村建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过高的估计了人类的善良本质，过于相信干部们的道德力量。”（韦政通《传统与现代》）“梁漱溟乡村建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种运动本身以及指导运动的理论具有双重的矛盾性，既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上的革命，又可以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控制。”（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梁漱溟深受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在乡村破败的情况之下，将希望寄托于文化教育；但是儒家思想本身植根于小农经济与宗法社会之中，一旦这种格局遭遇到西方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主义的冲击，传统文化便发生了动摇。梁漱溟的失败，是他道德理想的失败，但不能代表儒家文化以及振兴、复兴乡村的失败。
结 语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危机和民生凋敝成为社会上严重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归根到底在于“文化失调”，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解决中国问题。主张通过农民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焕发乡村活力，将乡村建设经验推而广之，实现社会振兴；因其忽视社会主要矛盾，未涉及与民众相关的土地问题，也显示出其理论的不足。但其职业培训，推广科学文化教育，民众精神陶冶等举措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对现代化农村建设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