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2期
作者：项泽仁
嘉靖六年（1527）九月，钱德洪、王畿与友人相会。谈及为学之旨，在人心善恶及修养功夫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争执不下，于是他们向老师王阳明请教。师徒三人相约天泉桥（约在今绍兴古城区西小河旁王衙弄前的碧霞池），时近子夜，皓月当空，微波荡漾，阳明为弟子传道解惑，指点迷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阳明所言“四句宗旨”，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世称“王门四句教”，这场师徒会晤被后人称为“天泉证道”。其中的思想是阳明晚年心学的重要观点，在宋明理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泉证道与南宋千鹅湖寺会遥相辉映，被后世传为美谈。
钱德洪和王畿在理解老师的四句教时产生了分歧:钱认为这是教人之不易定本，心体虽无善恶，但被习俗所染，便觉有善恶在，所以必须为善去恶以恢复心的本体，即所谓“四有”;王却恰恰与之唱起了反调，他认为那只是权宜之法，如果心无善无恶，则心体的发用也便是无善无恶的了， 由此提出心、意、知、物的“四无”之说。天泉证道之前，王阳明已奉朝廷之命，即将征战广西。两人各执己见，又恐夫子远征，路遥难质，于是便在阳明出发之前的晚上向老师请教，于天泉桥上面聆听教诲。对两位弟子的分歧，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两种本体与功夫之争。“四无”之说属“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是为上根人立教;而钱所说，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功夫熟后，“本体亦会明了”，这是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阳明在认可这两种教法后，指出他们应“相取为益，相资为用”。但在相取为益中，他告诫王畿，“利根之人世亦难遇”，若“只在悬空想个本体，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因而在“相资为用”中，他倾向于钱德洪以“四句教法”为宗旨。而王畿的“四无”说对“无善无恶”进行了发挥，颇有发挥单学之嫌，但阳明以“汝中见得此意”首肯之。
阳明所谓“中人上下无不接着”的“四句诀”，句式似禅诗偈语，内容也多汲自禅理。“无善无恶心之体”直接借《坛经》“佛性无善无恶”的禅旨:“有善有恶意之动”中所体现出的“动而生恶”的说法是与“动念有作”的禅旨相通的；“知善知恶是良知”则与阳明的一段话密切相关，“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欠。（《传习录》）“明镜”之喻，则显然借了神秀和慧能的一段公案。“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曾言“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恒，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而这其实就是禅家“除三毒”、“离六欲”的内照外照之功。由上可见，阳明的佛学造诣颇深，其援佛入儒的思想是全面广泛的。
“天泉证道”看似一场平常简易的师生论学，但对后世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由于阳明哲学思想是佛儒思想的大杂烩因而理论上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天泉证道恰恰暴露了其内在的矛盾，并由此导致了王学的流变。分别以钱、王为中心，分化出修小王学的一派和流入狂禅的派。其二，“四们教”因“天泉证道”而名世之后，学者们对其作了不少阐发 ，有积极张杨者（如王龙溪）、谨慎存疑者（如李绂）、否认者（如刘宗周、黄米羲）、激烈批判（王夫之、颜元、张烈）者、争论不已，使得“四句教”成为明清思想史中的以要议题，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