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侯乃峰

《周易》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同时也是古代典籍中的一个“异数”。盖《周易》本属卜筮之书，在先秦时期当是与其时实际运用的占筮体系配套使用的。而先秦占筮体系在后来流传过程中基本失传且很难完全复原，导致《周易》一书在今人看来如同“天书”。同时，先秦占筮体系的复杂多样，更增加了复原《周易》筮法的难度。上年岁末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肆）》中的《筮法》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与《周易》筮法既有继承关系又存在较大差异的占筮体系，也表明了后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周易》中的诸多疑团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既然很多问题搞不清楚，无法彻底解决，则研究者基本上都处于同一层次，说法正确与否在短时间内也无从判定。当年沈尹默论及郭沫若关于《<周易》之制作时代》时有语云：“此等问题，本无法解决，但不妨大家猜上一猜耳。”也许可以代表大多数研究者的想法。俗语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周易》诸多问题难以遽做定论，也就无怪乎古往今来众多涉足易学研究者纷纷有言、歧说蜂起了。据今人估计，易类文献占《四库全书》经部所收书近四分之一，是《四库》收录最多的一类文献。同时，《周易》大概也是历代学者注疏撰述最多的典籍，相关文献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四库馆臣将之前的易学流派总体上分作“两派六宗”（参《四库提要》易类小序）。两派，指象数与义理；六宗之中，占卜、機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之后各得一体的易学研究似乎也大抵不出此“两派六宗”的范围。如尚秉和、于省吾、刘大钧诸人的研究可归人象数派；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可归人史事宗；其余从《易传》出发秉承孔子“观其德义”及“不占而已”宗旨探讨儒家哲理者如金景芳、朱伯昆诸人的研究大致可归人儒理宗；等。当然，各宗派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诸家各派的研究旨趣与所涉领域之间容有参差交叉之处。而象数与义理之界线却基本清晰：凡以《周易》卦爻辞皆由卦象而来者是为象数派，不以此为基本原则而据理为解易管钥者是为义理派。中国学界自新文化运动后逐步经历近现代先进学术方法的洗礼，时至今日，于易学研究方面颇有欲跳出两派藩篱或综合两派之长而使用整理古代典籍的方法对卦爻辞进行重新解读训释者。黄怀信先生《周易本经汇校新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解》）即是对《周易》卦爻辞训释途径进行新探索的一部著作。

《新解》主要是针对《周易》本经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而进行的研究工作，基本体例是：每一-卦先据“百忍堂”所刊唐石经本录入卦爻辞；其后为“汇校”，根据前代校勘成果以及20世纪以来出土的《周易》文本，进行卦爻辞异文及讹误的校勘；其后为“注释”，对卦爻辞中疑难字词文句进行解释；其后为“训译”，将全部卦爻辞翻译成通顺的白话文，与上面的“注释”互为依托；最后为“卦说”，对各卦的卦义，即卦画、卦名的取义，各卦及其卦爻辞的哲学或教育意义等进行分析说明。正文之前有作者所撰的《前言》，正文之后附有两个附录：一，《周易》六十四卦得名之故；二，“元亨利贞”解。最后是“参考文献”。

《新解》的优点很多，据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此著最大的优点是，不墨守前人旧说，大胆提出新见解，创获颇多，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界。<周 易》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可胜计。若一味沉湎其中，辨析驳难，则未免治丝益棼，纠缠不清，令人不堪卒读。《新解》于众多前人旧说之中，披荆斩棘，创为新说。作者通过对（周易》全部卦爻辞的分析指出，爻辞的体例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前面一部分言所象，即这一爻象什么；后一部分是占断，即该象预示什么，有什么意义，或者应该怎么办。偶有双象双断者。今本部分爻辞缺少所象或占断，应当是流传脱失所致；偶有所象在后、占断在前的现象，应当是属于倒置。并执此条例以校勘训释所有的卦爻辞，开辟了研究卦爻辞的新途径。又如《周易》开篇的《乾》卦“元亨利贞”四字，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众说纷纭。作者以为，“亨”读同“享”，谓享用、受用；元享，谓至为受用；贞，问也，专指用龟占卜之卜问，与筮相对；殷墟卜辞有“贞人”，是占卜言贞；利贞，谓有利于占卜问事（参第4页，详细论证又可参附录二）。此新说虽不能谓必是，然不失为一种很有道理的解释。又如《垢》卦初六爻辞“赢豕孚躏躅”，作者于注释中以为：赢，瘦；孚，借为“伏”，趴着；嘀躅，驻足不行。将此爻辞训译为“象遇见一口瘦猪拴在铜柱上，趴着踯躅不前”，将原本洁屈难解的爻辞训释得饶有趣味。在其余卦爻辞的训释上，类似的新说妙解在全书中俯拾即是。作者主张，“读《易》本经的目的，首先是要把它视为一种文化去认识，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与处事方法，以及作者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哲学思维、聪明智慧等等，并从中受到启迪”。并举出很多例子，如《周易》中“朋”字11见，均指朋贝，相当于货币，加上《旅》卦等卦所表现的商业行为，说明当时商品经济已有一定 发展；而“资斧”一词的出现，又说明当时以货易货现象的存在；等。这些新说均足以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在“卦说”部分，作者于解说卦义时将诸多旧说爬疏抉剔，融会贯通，最终熔铸成新说，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把握古代文献的深厚功底。作者又将“《周易）六十四卦得名之故”汇为附录一，将六十四卦按照得名的缘由分成“八经卦重叠而成者”、“根据卦体上下经卦会意者”、”根据整体卦象会意者”三类，在解说卦名的取义时处处可见其匠心独运之处。

二、在卦爻辞文字校勘方面，充分吸收已有的成果；同时，作者还增加了大量的本校和理校。《周易》文本在三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异文甚至讹误。因此，研究《周易》卦爻辞，题中应有之意就是要对文字加以校勘。前人的校勘成果已有不少，但随着20世纪以来几批出土《周易》文本的发现，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本，1994年上海博物馆由香港购回、2003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以及1993 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竹简本《归藏》等，使得今日再对《周易》文本进行校勘就拥有比前人多得多的优势。《新解》在“汇校”部分，不仅吸收了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前人的校勘成果，还充分吸收了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本、阜阳双古堆汉简本、上博简本等简帛材料，并不厌其烦逐一指明不同文本之间产生文字差异的具体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大胆运用本校和理校，对卦爻辞中大量诸如脱、衍、误、倒、重复、错简之类古书常见的错讹进行校勘。这些错讹现象，据作者（前言》所列，有“卦辞与卦画卦名不合，爻辞与爻题不合，阳爻而说阴事、阴爻而言阳事；在下位而言上、在上位而言下；爻辞缺少所象或占断，爻辞不合卦名卦例；卦辞过于简单或繁复，爻辞过于简单或繁复；一爻辞过于简单另一爻辞又过于繁复；或者当为有而言’无’，不为利而言‘利’，不当悔而言‘悔’；已成凶而不言‘凶’，既言‘凶’，又言‘无咎’；或者前后文没有逻辑关系，等等”。如《渐》卦上九爻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句，作者指出此辞与九三重复，“陆”字疑误，或当是“原”，与“仪”谐韵。其说虽不敢曰必，然结合本卦中“六二”、“九三”、“六四”、“九五”爻辞皆有韵的现象，亦不为无据。同时，由于作者所指出的这些讹误都没有版本的依据，因此只是在其相应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说明并出校记，而没有直接改动原文，以便读者既可知旧本之貌，又可知应为之貌。

三、在卦爻辞训释以及卦义说解方面，兼收象数和义理两派之长。当前坊间市肆广泛流传的《周易》研究著作，在解释卦爻辞时大都偏于一隅，或者倾向于象数，或者倾向于义理。即便有综合两派为说者，也往往义例驳杂，大都难以圆通。《新解》在注释部分， 兼取象数和义理两派之说为解，且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使人读来每有会心，大为叹服。如于《师》卦注释卦名云：“其卦画下坎上坤，五阴爻，象兵众；一阳爻，象主帅，故曰《师》。”又如于《井》卦注释卦名云：“卦画下巽上坎，水出木上。古人之井口多以木叠为井字形，水出木上似井，故日《井》。”尤其是在每卦最后的“卦说”部分，基本上都取用《易传》中的语句，或剖析义理，或辨别卦画，非常自然地将象数和义理两派之长贯通起来，充分展现了作者在把握古代文献方面已经达到了由博返约的境界。

当然，该书在个别的注释。上或欠精确，如《鼎》卦初六爻辞“鼎颠趾，利出否”，《新解》将“否”注释为“废物”固然不错，将爻辞训译为“象鼎足朝上，有利于抛弃废物”亦不为误，然如此表述似乎很容易给读者造成“鼎颠趾”与“利出否”是两事的感觉。其实，爻辞所说是一事。将鼎颠倒过来，鼎足朝上，目的即在于将鼎中残留的渣滓（亦即上次烹煮食物时余留的渣滓或上次吃剩的食物残渣）倾倒出去。爻辞所说应当是再次使用鼎之前清洗鼎之事，就相当于今天在用锅煮饭之前要先刷锅一般。此意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器用》早已言之：“煎和之法，常欲涪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当然大醇小疵，这些不足或可在此书修订版时再加订正完善。

黄先生多年来以整理古代典籍文献为业，淡泊名利、孜孜向学，在古文献整理领域著作等身，成就卓著，享誉学林。此次出版的《新解》不过是黄先生全部事业中的一个片段而已。相信先生今后在这一领域还会有更多新的著述不断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