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先秦儒家邦国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

来源：《孔子文化》第18期

作者：孙潇

自汉以来，儒家思想就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影响到历朝历代的内政与外交。就外交而论，先秦儒家对当时的邦国交往方面的论述，颇多启示，如孔子主张君子之于天下，唯义之于比，夷夏互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主张仁者无敌于天下，内平外成，国家相处唯仁：是从；荀子主张平治天下王道霸道兼之，以德威服凝他国；先秦儒者们大谈王者无外、夏夷之别、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等思想，它们均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汉代以德与力经营西域，到唐代羁縻州府的设立，从宋初学者严夷夏之防到清儒以夷制夷之论，皆为其征。在两千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各朝代形成一以贯之、独具风格的外交理念，并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一整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这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中的邦国外交思想密不可分。

如所周知，进人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礼坏乐崩，周王室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改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时五霸争强，诸侯兼并，各国之间的交往频繁，或战或和，史载春秋后期“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而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史记·孔子世家》）。儒家的邦国外交思想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天下大乱的实践中形成的，其核心要义，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仁治天下

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是“仁”，即“仁者爱人”，对个人而言，实现“仁”的途径首先是“修身、齐家”，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主张，也是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核心，而“平天下”无疑是一国统治者处理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无敌无莫也，唯义之于比”（《论语》，以下出现孔子语，无特殊说明，皆来自《论语》，不再另注），明确提出仁治天下，并提出仁是人心所在、人道所在，也是王道、天下大治所依，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能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即仁不是别人能够给与的，也不是远不可及的，“仁”完全取决于个人，为政以德，德指仁德，内政外交皆然。政德即从政之德，这里提到的恭宽信敏惠是仁德，而《论语》他处亦提及刚毅木讷、克已复礼等均为仁德所由所系。所谓“克已复礼”就是要约束、规范个人的行为，达到“礼”的要求，实现“仁”的目标，从而达到天下归仁。

关于儒家的德政，在《礼记·大学》开篇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么一大段，应该既是对古人修身思想的集中描述，但在我们看来，它的终极关怀是天下大治，是对国际政治的殷切关怀。只是这种“高大上”的关怀，紧紧围绕着个人私德私智这一最初起点，从小事、从个人做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好，洒扫应对、周旋中礼亦罢，都最终指向治国平天下。这种逻辑与淑世关怀，是儒家思想的理路和精华所在，也是我们考察儒家邦国外交思想，为何要以“天下”为重要关键词和线索的原因。这一整套“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不仅是个人需要实现的道德规范，更要推已及人、由近到远、实现兼济天下的伟大理想。后世儒者无不遵其言而行，视之为儒家文化的道统、学统和政统的大纲大本，实在是一笔可贵的精神思想资源，其历史影响亦大。

如唐代，尽管唐太宗李世民有“玄武门政变”、杀害亲人夺得皇位的嫌疑，但他自登基以后，非常注重自己的个人修养，善于纳谏，开明待外，在外交方面秉承“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的策略，强调“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太宗重文德轻武力、重内轻外的外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儒家为政以德，仁治天下的价值理念烙印。

二、和而不同

孔子曾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和睦，和谐相处；同，苟同。用现代话说就是求同存异。君子不排斥、不抵触差异或意见不同，可以说“和”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和”不是单一性，不是雷同，包含着多样性的统一。类似的话语亦见于他处，如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学道爱人，都强调为政国或天下的君子，要在私德上做到无私的包容和开明的通达。玄奘出使西域就是显明一例，它表明中国人虔诚地学习外来文化，与儒家所倡和而不同之旨趣暗合。至于唐代以后各种其他宗教人华，都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存发展，基本做到相安无事（特别是犹太教），当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提倡的“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相关。

当今世界，文化差异、文明冲突是众多国家面临的相同时代课题。依照传统儒家文化所示，我们理应尊重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求同存异。这种理念与思想在现当代领导者的外交实践中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困局，拓展和改善了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生存空间。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演讲中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可以说，和而不同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和准则。”（《人民日报》，2006年6月28日第9版）前不久，我们还看到新闻报道，云中方约见美日大使交涉钓鱼岛，建议其学孔子言论，如“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从中可见，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对我国政治外交的作用之深远，于今犹存。提倡文化自觉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讲过，“西方文明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些年发生了很多地区冲突和战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启迪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7月27日第4版），此论甚是。费先生早年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总结出后世著名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殊为可贵。

三、忠恕之道

在《论语》中，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日：“其恕乎”。大意是说：子贡问孔子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吗?孔子说那就是恕吧。在其他场合，孔门弟子曾参也曾明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所谓恕，就是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范畴之一就是忠恕，即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与事。孔子所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都是这种忠恕思想的体现。

如果从历史上找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发生在唐代中期，此战中我国军队惨败，西疆域外多处战略要地、中亚小国被大食国所控。但即使这样，战后不久，我们又接待了当时战争中与唐为敌的大食国、石国等使者，和平往来。发生在中、日之间的遣唐使往来活动，总计十数次，但在前期的四次，日本首鼠两端，为高丽刺探军情，并联合高丽、百济与唐为敌，白江口一战吃了败仗，而朝鲜高丽、百济相继衰亡、新罗崛起并统一半岛，日本方开始向唐朝示好，不再怀非分之想。开始第五次及之后的数次遣唐使，唐朝不计前嫌，宽大为怀，来者不拒，接纳一批批来唐使者，赐其财物无数，任其在境内购置各种生产、生活服品和文化书籍等，使得中日关系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高峰，成为中日和平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以上两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传统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儒家所倡的“恕”道理念。在近代外交中，中国对待日本的宽容也显示了这一点。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侵华战争，血淋淋的滔天罪行，是中华儿女的国恨家仇，但当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时，中国绝然放下成见，愿意与其发展和平友好的战略外交关系。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至此，中日邦交逐渐走向正常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依赖。尽管在靖国神社、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两国并未达成致意见，但是中国仍以大国宽容、友好的态度处理两国的外交关系。

儒家恕道提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许多西方大国纷纷猜测，中国走向强大是否会称霸，甚至一度采取军事、外交措施遏制中国的发展。为此，中国对外声明：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绝不会称霸。中国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不当头、不称霸。面对国际声中的质疑，先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然是最美的回答。我国也同时声明绝不会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推广渗透到别的国家，进行文化霸权主义。